末梢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筑牢基层基础的实现路径

基层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基于弥补科层化治理回应性不足以及破解治理“悬浮化”的需要,突出人民性和精细化的对基层的末梢治理应运而生。顺应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相融合的趋势,末梢治理把被动式治理转化为积极回应式治理。除了治理重心下沉和治理空间拓展之外,它还推动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通过构建“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融合共生的闭环式治理体系,它彰显制度优势以强化组织基础,注重治理为民以夯实社会基础,拓展治理空间以提升能力基础,重视数字赋能以稳固智治基础。依托组织协同、社会联动和民众参与的共同缔造机制,它积极调适治理结构、优化治理理念、调整治理策略并完善治理机制,增强敏捷治理和回应能力,进而更好地筑牢基层基础。

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

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民主工具论认为,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协商民主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实践,而不同类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因此,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从目标和功能视角出发,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可划分为公共决策类协商民主、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权力监督类协商民主和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山东单县的乡村夜话对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进行分类化的制度设计,是对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协商目标、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协商流程、协商方式、协商机制和协商效能等方面。

活力激发与秩序重构: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的双重目标

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具有活力激发和秩序重构双重目标。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价值取向。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就是要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妥善处理好政府职能部门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提升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秩序是稳定的社会状态,是保障自治活力的基石。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就是要制定自治规则、规避自治冲突、重构自治秩序,使基层群众自治可以健康发展。但双重目标内涵的活力和秩序有内在张力,党组织能够通过纵向空间的规权与赋权、横向空间的组织与动员、网络空间的协商与合作三重机制化解两者张力,解决“既要又要”的问题,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参与式联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

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长治久安。复杂多变的矛盾纠纷给基层政府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亟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丰富解纷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当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矛盾纠纷时,地方政府通过信息集约、联席指挥、无缝调处和绩效绑定,打造参与式联动解纷模式,回应诉求、化解矛盾。参与式联动是地方政府实现跨部门协同的策略选择,通过多元主体进场、条块网格联动、解纷责任共担,消解跨部门之间的壁垒,贯通纵横条块关系,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目标。

非常规任务得以执行的“适配—对接”:基层减负的自下而上进路

随着基层政府职能与所处环境的变化,非常规任务与专职任务、专业化运作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通过对东部某市X街道职能部门完成非常规任务的过程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可以通过“适配—对接”机制在平衡张力的基础上执行非常规任务。“适配—对接”机制包括贯通责任传导、适配主轴资源、整合串联要素,以及显性化对接任务四个步骤,在完成上级部署的许多创新性工作的同时,保证了基层政府内部主轴例行化体系尽可能少受到影响,从而在治理实践中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适配—对接”机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减负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行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压力排解出口,然而,也会导致向上传达治理能力信号时的虚高,提高上级政府预期,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加大基层治理与竞争的压力。

基层治理现代化试点中的公共价值生产——以上海L城中村物业化管理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超大型城市最薄弱地带的城中村是否具有及如何生产公共价值,从而创新基层治理实践,是个非常值得关注且往往被忽略的理论与现实命题。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战略三角模型,对上海市L城中村试点物业化管理展开深入案例研究。研究发现,L村在物业化管理模式的试点过程中,由理念引导、政治支持和实践基础构成的战略三角,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公共价值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城中村治理。其中,理念引导是运用“三联共治”网络治理,政治基础由“1+5+12+X”党组织架构带领下的镇党委镇政府、城运中心、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构成,实践基础则包括共识塑造、组织领导、规范参与、长效监督、综合能力等要素。物业化管理模式的“试点-推广”,需要不断拓展和完善管理体系,从而打造多元融合、集约高效、便民利民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

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治理能力探赜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国家资源输入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提高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南京A村的经验案例表明,面对资源落地过程中村民以谋取利益为动机的利益博弈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挑战,村干部在考核压力下遵循“摆平”而非“治理”的逻辑,通过利益交换获得村民配合,使村庄治理陷入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困境。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制度内供给、村级组织行政化、基层治理服务泛化等治理转型造成的村民参与虚化、村干部治理动力弱化和干群关系失衡,是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主要成因。将国家资源输入转化为村级治理能力提高的关键在于,重视村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同时,赋予村级组织资源再分配权力和提高村民组织化参与治理的能力,是实现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西周基层社会组织及其治理研究——以畿内采邑为中心

欲探讨西周基层社会面貌,畿内采邑是重要的载体。传世礼书记载西周采邑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三等之说,并不足信。从更为直接的考古遗址材料分析,采邑聚落规模最大者,面积可超百万平方米,数量稀少;次一级采邑面积在50万平方米左右;第三等采邑规模在10万—20万平方米,最低等级采邑规模在1万—5万平方米,共四个等级,且后两等采邑从数量上看是主体。由于采邑等级有别,其内部统辖方式可分两种,宗邑、属邑、基层村落的三级模式为大型采邑所有,宗邑直领基层村落的两级模式或系基层社会主要构成形态。具体深入采邑内部,其基本组织按地域可分成两大类:一是近都或采邑城内的居民编组,以25家为一里,下分家、伍、什,上有扁和族;二是乡遂鄙野之地的组织,以30家为一邑代表基层村落,上或有卒。从央地关系上考察,采邑庶几为西周国家基层组织,对采邑的监管特别是地方有司对采邑土田民人的管控和过问,集中展现了西周王朝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面相。

县级融媒体中心“双重组织化”机制与治理效能提升——基于内蒙古十地的案例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再组织化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基层媒介化治理的关键环节。文章通过对内蒙古地区1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案例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重组内部架构和拓展外部职能的“双重组织化”路径来加强自身建设以及提高基层治理效能。该路径在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具有普适价值,却也面临再组织化带来的延伸性问题,需要在加强公共性、嵌入社会网络、统筹协调治理功能方面下足功夫,以达成完全融入基层治理网络中的“去媒体化”生存方式。

Civi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System——Evidence from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ridge council and free ferry services as the private organizer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uncovers the legal entity ownership system and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a's native origin, and reveals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wnership by legal entities in China's traditional era. Bridge councils and free ferry services are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 public-interest institutions, whose members were elected by local communities. These council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undraising, construction, and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y adopted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could coordinate cross-jurisdictional affairs and mediate disputes. They possessed independent assets such as lands and fund reserves, and such exclusive legal-entity ownership received prote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under the laws. Such form of legal-entity ownership provide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ans, temples, charitable groups,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various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These self-organizing groups demonstrate remarkable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reativity of civi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y served as a link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and played a unique and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繁简适配视角下中国基层治理行政化的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行政化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治理与简约治理在治官权运作与治民权运作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意义。治官权运作层面从简约治理转向复杂治理,以及治民权运作层面从复杂治理转向简约治理,是基层治理行政化的两个阶段。从中国基层治理演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从上简下繁直至上下同繁,基层治理模式一直保持稳定的适配状态,顺应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求的基层治理行政化在其第一阶段能够充分展现治理效能。而基层治理行政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其第二阶段,治理行政化在治民权运作层面的全面铺开,导致上下同繁的繁简配置模式转向上繁下简的非适配状态。治官权运作层面的复杂治理化简了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联结机制,大幅降低了基层治理效能。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适应性,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在“上繁”与“下繁”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

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构建农村治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核密度估算函数和空间Markov链方法揭示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变规律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重点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区域间差异呈逐步扩大态势;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俱乐部收敛特征,即相邻高水平地区会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中、低水平地区快速发展。据此,提出完善网格化基础管理机制、打造多功能现代农村治理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的分级治理系统等举措,为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专业理论参考。

现代治理视角下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职能分析——以四川巴州为例

现代治理视角下,区县级融媒体中心逐渐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媒介化与数字化的重要主体,在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与统筹协调的同时发挥地方媒体的新职能.四川省巴州区融媒体中心通过自身融合媒体优势,搭建基层群众政务生活服务以及信息平台、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平台、基层重大事件活动的动员平台,将地方媒体与治理主体双重定位紧密结合,降低了基层政权治理成本,但同时存在公众信息重宣教、监督职能受困境以及商务平台建设不足、反哺地方财政能力弱的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多渠道形式反映群众生活、开设舆论专栏以及融合电商打造跨界运营模式的路径优化提升,进一步推动基层地区治理的现代化与媒介化.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转型中的县域治理:国家权力与基层政权互动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形塑基层治理转型的主导力量。随着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基层治理结构及其形态发生诸多变化。此种转型呈现出两种特征:一方面,基层治理呈现出泛体制化、组织动员强化和行政监督渗透等趋向,是县域体制应对属地治理压力采取的积极策略;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基层体制的控制呈现出常规化趋向,包括权力监督、行政规范化和政策统筹。国家权力渗透与县域体制自我赋能体现出“双强”的特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形态变化的基本特征。需要从后建制时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来反思县域治理转型和进一步推进县政改革,促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老龄社会基层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路径探讨——基于成都武侯区的实践分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努力构建现代化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是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需要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先行经验,不断提高认知、拓展主体、缩小差异和健全体系,不断提升老龄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为增强群众“三感”提供有力保障。

高校毕业生何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基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基层就业,路广且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助力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要进一步破解“机构性”矛盾,共同搭建实践基础,立足基层治理需求,打造品牌服务项目,发挥实践合作作用,突出实践育人导向,高校毕业生要将基层建功立业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沉下心去,主动投身到服务国家和人民发展的事业中,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力争将来既为一方百姓留下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自己留下一段峥嵘岁月和无悔青春。

规避风险导向下乡镇政策执行的逻辑指向——以W县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推行为例

与规避责任有所不同,规避风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承担责任,不仅要规避政策内的责任风险,还要提前防范政策外的社会治理风险。乡镇一级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组织接点,其治理效能关乎公共政策的实现效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镇十分注重规避风险。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政策的推行是顶层设计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基层政策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其中的乡镇治理逻辑具有一般性。在规避风险导向下和“强要求-逆约束-弱激励”的制度约束下,W县下辖乡镇在实践中不仅创新性地探索形成了“一上一下”模式、重新选派模式、悬置模式,同时还面向村干部积极开展政策动员,并通过因地制宜地为村庄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化解了潜在的村庄治理问题,规避了政策任务失败的风险,实现了政策的公共价值,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乡镇要充分吸纳规避风险逻辑所带来的积极要素,同时应注重对其不断调适。

价值与限度: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组织体系再造——基于广东省梅州市F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存在正式组织职能异化、社会组织缺乏引导、经济组织功能不全的问题,整体表现为农民低组织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流动性加剧,外部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内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独立性和凝聚力不强,导致农民更加离散化。低组织化状态下,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缺乏,与基层政府之间缺少有效的缓冲,基层治理成本高且治理效果不理想。横向组织分权和纵向组织分层的村级治理体系创新,有利于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促进村民自治形式多样化,实现基层治理中心多元化,更有利于乡村治理结构的优化。但是,由于受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的束缚,以农民再组织再造村级组织治理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