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评估视角下“七位一体”学风建设体系研究

优良的学习风气不仅是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必要条件,更是学校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办学之基。以构建具有长期效应的系统性学风建设体系为核心,通过完善制度保学风、严格管理育学风、优良教风带学风、严谨考风正学风、文化活动倡学风、完善服务助学风、先进典型促学风等7个方面的建设,探索建立“七位一体”的学风建设体系,全面提升高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建安七体文论析

七体自枚乘《七发》首创之后,作者继踵。建安七体文皆是虚构一主一客问答的招隐型作品,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模拟之作,在思想倾向上,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却也体现出当时对刑名之学的重视;在情感倾向上,作者的情感已由讽谏转向颂美,名为招隐,实为自招,并成为激励士人的劝仕之作;在艺术技巧上,注重语句的对仗工整,讲究音律的和谐,用典成分增多,体现出较强的骈化趋势。总之,建安七体文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明七子派“格调高古”的美学特征

明代七子派被后人称为格调派,是因为他们标榜古人作品的格调,并力倡师摹古人的格调。这种“格调”,以“高古”为特质;这种“高古”,主要表现为以下美学特征的完满融合:发乎情性,文质相兼,意境浑成,气势沉雄,声调宛亮,神韵流动。

从骚体诗情感节奏特征看《楚辞》与七言诗的关系

关于《楚辞》与七言诗关系的观点甚多,但研究思路中都有将文体起源简化为句式异同及偏重文体外部关系的倾向,有明显的片面性。诗歌文体应是由多层次节奏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情感节奏与语义节奏、语体节奏的冲突和调整是诗体发展的内在动力。七言韵语在《楚辞》产生之时已经流行,但复杂的语法关系和语义节奏使其具有很强的表义倾向,并形成了与其语义节奏相统一的单调平直的每句韵式语体节奏,从文体内部阻碍了七言抒情诗体的发展。在《楚辞》体中,诗人借助以"兮"字和相关虚词构成的相对独立的情感节奏,较方便地实现了对每句韵式七言诗语义—语体节奏的整合与转化,形成了七言诗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七言抒情诗体——骚体式七言诗。由此入手,有助于将二元对立式的七言诗起源之争转变为对七言诗发展历史的辩证分析。

情欲的调控与伦理的张扬——“三言二拍”报应类婚恋故事探析

"三言二拍"有大量涉及因果的婚恋故事,这些婚恋故事在张扬情欲的同时,也在张扬传统伦理道德。借助于因果,小说家巧妙地将情与理结合起来,调控情欲,张扬伦理,使情与理达到和谐相融的状态,也是小说创作的主旨。这些因果报应作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本文以对“梅村体”的艺术分析为切入点 ,以七言古诗的声律特征为核心 ,对七言古诗的演变进程探本溯源 ,梳理出七言歌行中“齐梁体”和“盛唐体”两种不同体式在各阶段的衍进轨迹。在这一背景下 ,文章分析了“梅村体”

论“梅村体”对七言歌行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今人所论"梅村体"已不在少数,但多仅偏重某一方面。通过较为全面地论述吴伟业七言歌行对唐人歌行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以突出"梅村体"的特色及其杰出贡献,并进而说明吴伟业在清代诗坛的特殊地位。

点到平面距离公式的七种推导方法探讨

研究"点到平面的距离公式"的推导方法,得出7种可行的证法,不同的证法证明过程复杂程度不一样,简单的证明方法可绕过"法式方程""、离差"",向量运算",仅用"直线的参数方程"和一些旧识就可证明。这些证法可作为教材编写或教师教学时参考,也可作为培养学生发散思维之用。

“台阁体”非“七子”复古对立考论

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把"前七子"的复古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台阁体"文学的最早代表认定为杨士奇。然而,对明代学者关于"台阁体"文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系统考察后我们发现,明代"台阁体"文学应该起源于宋濂,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源于明初宋濂等人的"台阁体"文学,只是到何、李时期达到高潮。"台阁体"文学不应作为"前七子"复古的对立,而应看成明代复古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合理理解"台阁体"文学以及明代复古运动的历史,我们必须立足于文献,澄清和修正目前学界对于"台阁体"与"前七子"关系认识上的部分偏误,并对"台阁体"进行一些翻案。

林逋是否属于“晚唐体”诗人——从七律创作看林逋的诗风及身份归属

林逋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北宋初期"晚唐体"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林逋的七律数量多于五律,且在创作上呈现出与寇准、赵湘等典型的"晚唐体"诗人截然不同的特征。他的七律在内容上多着眼于身边事、眼前景;风格清新孤峭、"平淡邃美";用典化俗为雅;讲究炼字、炼句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更像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并已具有典型的宋诗特质,对宋祁、梅尧臣、黄庭坚乃至整个江西诗派的七律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格调派诗学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辨析

格调论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明代格调派强调格调优先,从形式入手,采取了一种"倒学"的方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先天缺陷,致使明代格调论产生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诸如强调形式,忽视诗歌内容;"师匠宜高"与"捃拾宜博"的矛盾;才情的恣意张扬与拘囿规矩之间的冲突;"正""变"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标扬神完气畅、卓立遒劲的雄浑格调,却又拒斥格偏调弱、恬适淡远的神韵诗风;恪守"拟议"之典则而难以"轩翥出辙"成其"变化"。

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

本文对杜甫的吴体诗从诗体概念的分析、吴体渊源的探析及吴体对后世的影响和流传,做了详细的探索。认为吴体诗在形式上虽包含七律的七言八句、有四句对仗又押平声韵脚的一些特征,但在平仄声律上却不符合七律的要求,似律而非律,因"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吴体不合律诗声律要求的地方太多,所以吴体诗不属于七律变体,实属七言古体诗。但它又与在形式上句数、韵脚、对仗等均无限制的七古,也有一定的区别。这是杜甫"自为音节"形似七律的新体古诗。杜甫新创的吴体诗,是其对新诗体的探索,也是其大胆的创新之举。

论徐铉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内涵

在南唐与宋初,徐铉七律如其仕途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前期七律,虽有元和风调,但情调与手法上更类晚唐诗风,而后期在题材、风格及创作手法上都向元和风调的主要代表者白居易靠拢,成为宋初白体的代表性诗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南唐入宋作家心态的转变,也体现了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士人诗风的影响及宋初右文政策对士人明松暗紧的束缚。

枚乘《七发》主题再探

本文认为历来关于《七发》主题的两种说法并不可靠。《七发》并不具有讽谏的政治意图,它只是枚乘进行艺术尝试、带有游戏笔墨意味的一篇骋辞之作。对其解读不必拘泥于对“微言大义”的发掘,而应将其放在艺术发展的环节上考察其价值。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述。另外,对于《七发》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本文则认为其表现了枚乘自荐与荐贤的心理,及汉初重黄老的思想倾向。

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清静·平和:曾巩律诗、绝句的主导风格

曾巩后期诗歌以律诗、绝句为主。由于时代风潮、生活环境的影响,曾巩的心态更加趋于平和。在任职地方官期间,他脱离了书斋生涯和馆阁生活,有了更多时间接触大自然。在他所写的律诗和绝句中,体现出平实、清静、温和的风格。

论建安七子后期文学创作的幕僚侍从色彩

建安七子生活后期或成为汉廷的忠实幕僚(孔融),或成为曹府的幕宾侍从(孔融之外的六人),生活处境相似,思想相通,创作风格也更加接近,形成相对鲜明的群体风格特色。主要表现为创作中的“幕僚侍从特色”,如奉命之作,幕僚色彩;谀媚之辞,侍从色彩;思想压抑,情绪烦闷;同题共咏,为文造情等。

明代后七子诗学理论探析

明代后七子是明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诗学理论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向诗歌本体的复归。研究他们的诗歌理论,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三萧”诗作

南朝梁文学创作兴盛,作为帝王的萧氏父子起了相当作用。本文从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方面分析了梁武帝、简文帝、元帝诗等作品,指出:萧氏父子诗作,讲究对偶、声调、语言词汇色彩,及模状物色的写作技巧等等,对唐诗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对律诗的出现与定型做了准备,其在艺术实践方面的积累,对后世也有积极的影响。

对“二四六分明”的重新认识

“二四六分明”之说与唐人近体诗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通过对《全唐诗》中的近体诗的考察发现,五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字的平仄“分明”,第四字的平仄可以“不论”,七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四字的平仄“分明”,第六字的平仄可以“不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二四六分明”改为“二、四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