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红色社团建设的实践研究——以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红色社团”是我国所特有的,对高校内理论学习型社团的专门称呼,是学生自发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由于红色社团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所以逐渐成为高校开展“三全育人”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该文旨在通过研究红色社团的发展过程,分析红色社团特有的育人功能,并在五年制高职院校中实际建设和培育具有地域红色文化特色的红色社团——“星火研学社”,充分总结在社团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为五年制高职院校提供红色社团建设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设途径,为地域红色文化与校园社团发展深度融合提供可借鉴的思路方法。

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

"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初衷,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电影史链条上各相关时期的电影既有承继关系,也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主旋律电影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兼容、挪用了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其内涵在扩展、丰富,疆界在拓宽。如果主旋律电影走向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化,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主旋律电影也因此会走上一条前景更广阔的道路。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革命时代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形态

在革命时代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中国成长小说,在叙事形态方面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叙述方式上,由自传到虚构,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情节模式上,以意识形态的红色阴影笼罩下被规训、被预设的成长为主;精神气质上,个人话语与史诗叙述的纠缠起伏。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略谈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1949—1966)

1949—1966年,中共文化管理部门和电影工作者做出了种种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电影文化。在电影生产方面,"十七年"电影作品塑造了全新的"工农兵"群众形象,建构并宣扬了一整套新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在电影发行放映方面,追求文化传播和分配上的独立与平等。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经济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理想并未完全得以实现。

重返现场:“十七年文艺”的建构

"十七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作一个自然时间的发展段落和不证自明的分期标准,通常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样式。但回到历史现场,"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演化与重构实际上经历了从"人民的文艺"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规划和设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文学史的同步叙述和建构、最终作为"文革"的"他者"而被规定和确立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回溯,"十七年文艺"内在的规定性亦随政治语境的变迁而不断生产出复杂的面向,应该被视作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姚文元的“棍子”式批评及其特征

中国的极左政治催生了一批职业文化杀手,姚文元无疑是其中最狠毒的一个。姚文元的评论文章集"十七年"极左文艺思想之大成,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最为恶劣的文风。这种文学批评在"十七年"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内因是姚文元善用政治投机的手段向上爬,外因是当时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极左的文艺政策,均需要寻找姚文元式的"棍子"为其错误做法鸣锣开道。姚文元文艺批评的主要特征是"左",而非右。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 ,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 ,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 ,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 ,创作趋于平庸。

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十七年诗歌”无疑是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然而,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反思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关系的分析都不宜作浅表化处理。而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点出发,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十七年诗歌”进行分析,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前提下,发现问题。

“文革”后20年的琴学研究

"文革"后20年是古琴音乐与琴学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琴学研究在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后,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就"文革"后20年,琴学研究所涉及的音乐本体、琴乐美学、琴乐律制、琴器、琴谱、琴用指法等各个领域进行论述。

《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状况的典范性文本。它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的反复修改过程,解读了《纪要》中讲到的"17年文艺黑线"、"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等要点,也揭示了其中的"黑八论"的由来,进而凸显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

革命叙事的背后——试析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的边缘话语

—年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在革命叙事主导话语之外,存在着非主19491966流的、边缘性话语,本文分析这种话语,并指出它在文学中的意义。

革命与物质——析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人物类型

支配十七年文学中物质观念的政治激进主义社会理论使得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身上呈现出类型化倾向,本文从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派人物三种类型去解析十七年文学观念中革命/物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