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与修辞策略

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文学对于历史的形塑充满主观性和想象性,因而历史的文学镜像与其本像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与作家采取的修辞策略密切相关。“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主要使用了四种修辞策略:一是正义化的修辞,作家借助原始正义的伦理诉求,赋予了复仇必然性和正当性;二是仪式化的修辞,作家将斗争看作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元素,攻击和受刑是英雄走向成长必经的仪式;三是传奇化的修辞,作家把武力视为英雄必备的杀敌技能,并且对其进行了浪漫传奇的想象与渲染;四是史诗化的修辞,作家对集体战斗进行了史诗化处理,将战场的牺牲都转化成胜利的光辉印记。

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红色儿童的身体成长

红色儿童是“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的主导形象。作为无产阶级宣传话语的产物,“十七年”儿童小说将儿童的感情、思想一并整合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内,使其具备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品质。由于教育功能突出,红色儿童形象的解读长期与政治历史相捆绑,呈现出契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儿童动态复杂的成长被单一地表现为人物革命意识、阶级觉悟的提升,而外在的身体成长被遮蔽,内在的精神成长成为分析其价值旨归的主导取向。革命叙事空间中,红色儿童的身体打破了过往线性封闭式的生长,而呈现出与世界一同成长、与历史前行互融的特征,并由儿童“嬉戏”天性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从儿童到小英雄的蜕变。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

“十七年”时期河南电影放映员的职业困境与身份认同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是河南电影放映员队伍建立和成熟的时期,其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种种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一步步完善起来的。放映员在工作中既面临上级规定的任务,又面对地方实践的难题,在工作中他们产生过身份认同的迷茫。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在国家意志与自身职业诉求的张力中共同塑造的,体现了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意志的应对与调适。探究这一时期放映员群体在工作实践中的职业困境与身份认同,可以展现出“小人物”在国家意识形态延伸过程中的复杂历程。

论“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成机制与身体政治——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

“十七年”时期,“22大明星”在政治实践、明星表演、观众参与等多重机制的作用下诞生,这些机制复杂而多面,暗合着不同程度的悖论。上官云珠通过对自己银幕内外的身体规训,完成了对这些悖论的意识形态缝合,最终得以成为代表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形象的“22大明星”中的一员。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可一窥“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化的特殊面貌。

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不大,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迁延与变奏:“十七年”国产电影孙悟空形象的现代性寓言

考察20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现代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十七年”国产电影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正是这一阶段新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特殊标记,它耦合了时代参与者关于“自我”“自由”“平等”“理性”等西方现代性价值的认知和想象,体现了对“五四”“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精神的观照与延展。然而,孙悟空怒而抗争后个体之于集体的回归、二元对立运思习性的建立以及“喜剧式”英雄的属性转向,又使得“十七年”国产电影中孙悟空形象的现代性呈现出“冷战”时代语境下独特的社会主义色彩。

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

对称是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展现了诗歌在一定诗性规则下进行的对应性变换。“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诗体,它的建构与对称密切相联。以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为切入点,结合文化语境,从古代诗学、现代诗学与域外诗学三个维度,挖掘“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形式建构的诗美法则、建构标准与精神向度,深化读者对于其“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认识。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十七年”时期化妆护肤品类包装设计及其成因研究

“十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较为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新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皆处于重建探索,包装作为国计民生的晴雨表,在特殊时代的影响之下具有特殊的表现内涵,同时包装设计的演变与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有关。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化妆护肤品包装为例,从品类转向、材质更新、视觉变化等方面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包装设计的早期发展,并分析在物质形式单一的经济条件下,包装如何通过多样的视觉表达来形塑特定时期的社会功能与情感功效,为现代包装的形式塑造与价值传递提供借鉴范式。

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论《中国季刊》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

《中国季刊》是英语世界第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学”的重要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1960年创刊至今,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保持着关注和研究。这家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对“红色小说”英雄形象塑造的研究,结合文本辨析“十七年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叙事模式及其特色;二是对反映农村合作化与城市工业建设题材小说的研究,呈现出英语世界中国学研究者试图透过小说研究以观察新中国初期社会经济建设状况的意图;三是从一定的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女性、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嬗变;另外,该刊物还关注到“十七年诗歌”的创作环境与隐喻及意象的关系,涉及当代诗学建构的深层问题。这些研究文献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作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其意识形态化倾向较之社会史论战时代愈加强烈。政治批判使古史分期讨论一度偏离学术轨道,造成一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史料派学人的加入,使古史分期讨论呈现新的格局,大大增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性,理论与史料之间的平衡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共同追求。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至少留下了两点学术贡献:第一,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比较的研究门径;第二,挖掘了大量史料,澄清了众多史实,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进行了细致勘探。只要学术讨论实现充分的自治,克服“理论的自负”,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的成果就有望转化为日后中国史学发展中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学术包袱。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人民形象的呈现及象征意义--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美术中的人民形象为例

作为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美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人民形象从或微观或宏观的角度彰显出时代风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新中国美术家们通过对画面构成形式的调整与改造,实现人民形象在艺术表现、功能价值和精神意义方面的传承和创新,使人民形象成为统合主人地位、实现现代化和幸福生活的象征性形象。

革新与坚守——“十七年”时期庐剧《借罗衣》文本生成过程考察

庐剧经典剧目《借罗衣》以“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工作为契机,经皖西庐剧团与安徽省庐剧团多次整理完善,在新文艺工作者与庐剧老艺人的密切配合下,一改内容随意、表演简单的水词戏样态,将二嫂子借罗衣回娘家的闹剧整合为一部雅俗共赏的生活小戏。这一经典剧目的文本生成过程体现出庐剧在新中国戏曲改革实践中的改造与坚守:一方面文艺工作者通过强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内核,赋予剧目人民性的面貌,与新中国自上而下重建社会秩序与道德文化的需求相呼应;另一方面悉心维系剧种本身所蕴含的泥土清香,通过乡土书写充分调动了民间话语的能动性与包容性,为漂泊的灵魂搭建起一方精神家园。

“十七年”时期国画家王仙圃的身份及创作转型——兼谈黑龙江地区的“中国画改造”(上)

本文以东北哈尔滨著名国画家王仙圃先生,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经历与绘画作品为研究线索,通过对其艺术经历与艺术创作转型的考察分析,试图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有着传统中国画学养背景并耕耘在边疆省份的地方画家,在中国画“改造”的时代语境下,对其时主流文化推行的艺术理念的接受程度、回馈方式及呈现面貌,并以此来印证绘画作品与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的相互关系,进而深刻分析研究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黑龙江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情境,为这段逝去不远的历史瞬间,提供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和史实注脚。

“十七年”时期国画家王仙圃的身份及创作转型——兼谈黑龙江地区的“中国画改造”(下)

本文以东北哈尔滨著名国画家王仙圃先生,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经历与绘画作品为研究线索,通过对其艺术经历与艺术创作转型的考察分析,试图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有着传统中国画学养背景并耕耘在边疆省份的地方画家,在中国画“改造”的时代语境下,对其时主流文化推行的艺术理念的接受程度、回馈方式及呈现面貌,并以此来印证绘画作品与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的相互关系,进而深刻分析研究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黑龙江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情境,为这段逝去不远的历史瞬间,提供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和史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