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莎菲”形象与作者丁玲之间的纠缠辨析

丁玲和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叙事学中关于"可靠的叙事者"的一个典型案例,多年来却遭到作家和研究者的否认和漠视。从文本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入手,从创作转向、忠诚证明和作家对真实人物与文学形象处理的正相关-负相关等方面,可深入探讨并证明作家与莎菲之间的精神与经历的相似性。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性个人化叙事

在丁玲的小说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最具叛逆性的因子,这在于写作主体自我选择的一种女性个人化叙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女性个人化的创作姿态;第二,日记体的文体选择;第三,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第四,立体真实的女性形象。

青春视角下的“莎菲形象”探析——重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自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史上多次论争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使之成为跨越到21世纪的文学形象之一。丁玲运用独特的"日记体"形式所展开的另类"青春叙事",对都市"新女性"所面临的"青春矛盾"及其"青春欲望"进行了大胆、严肃的深层次艺术表达,帮助人们正视青春的本质以及青春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从青春视角看,《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篇典型的青春小说,该作品除具有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独特的"青春学"价值。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现代女性日记体小说的叙事与话语策略——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

随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女性声音也相应出现,在与男性一并参与宏大叙事的同时,女性叙事者也选用日记体小说这一私人性极强的体裁与话语形式,以突出男权强势话语的重围,建构起女性自我的权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拟围绕《莎菲女士的日记》探讨"日记体小说"的叙事策略。

“边缘意识”与“深层结构”——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心理分析

《莎菲》不能用简单的“道德主题”或“女权主义”概括,在爱情故事的背后,是乱世中先觉者以“边缘意识”自守,在庸俗与空虚的双重诱惑中拒绝沉沦、抵死挣扎的心灵历程。这一“深层结构”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丁玲的悲喜剧——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文学景观。20世纪2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斐声于文坛,4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助她走向人生的顶峰,70年代《杜晚香》招来一片质疑之声。丁玲的创作呈现出如此不平衡的现象,她也在荣辱毁誉间经历了巨大的落差。这构成女作家一生的悲喜剧。但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时代使然。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

丁玲曾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开始文学创作时 ,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 ,热切追求自由、民主、科学 ,关注知识女性现实困境和精神困惑 ,《莎菲女士的日记》即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的小说。其代表人物莎菲体现了作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是作家女性意识觉醒 ,“人”的尊严的觉醒在文学形象上的体现。

自我的觉醒与迷失--从莎菲到上海宝贝

1928年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引起了轰动,震惊了当时整个文坛,对小说主人公莎菲的评价历年来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1999年卫慧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的出版也同样对整个文坛产生冲击,掀起了一场有关'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讨论,影响至今仍绵延不绝.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这两部小说均出自女作家之手且小说主人公都是女性,有论者就将二者都列入女性文学范畴进行讨论.这里就存在一个对于女性文学认识上的误区.本文试图借助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文本,从写作手法、女性主体意识及写作背景等方面对小说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指出前者是一部优秀的女性文学之作,而后者是一部女性文学的伪文本.

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挣扎——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看莎菲女士心理

弗洛伊德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 ,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用弗洛伊德主义从女性心理视角把握《莎菲女士的日记》 ,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尝试。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 ,重新整合丁玲小说人物莎菲女士的精神内核。剖析莎菲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 ,深入挖掘莎菲的精神世界以及其在性爱关系中拒绝与接受的复杂心态 ,力图探寻莎菲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清醒者的悲哀——莎菲作为“人”与“女人”的觉醒与失落

莎菲是受“五四”革命影响而觉醒的新女性。她深刻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义无反顾地追求“人”的权利与“人”的爱情;然而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这却成了一种悖论。这是一种觉醒的痛苦而非快乐。莎菲“女性”性别的自我发现,让她对男性中心进行了大胆的讽刺与戏弄,虽然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这种牺牲式的觉醒却实在地充当了先锋的作用。

叛逆两生花——现代性视域下爱姑与莎菲形象内涵比较

在现代性视域下对爱姑和莎菲形象进行深层次的对比与勾联,可发现她们叛逆性格的表层关联与现代性内涵的相异。如果说爱姑的抗争悲剧维系着深广的现实批判精神;莎菲的分裂生存则关联着人类精神追求无法圆满的永恒困境。若说爱姑形象负载了亟待"疗救"的创伤;莎菲形象则传达了女性关怀与自审的愿望。正是这"互补"式的书写,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维度与丰富内涵。

沙飞新闻摄影美学研究

沙飞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开拓者。其人生历程可总结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进步青年—革命战士三个阶段。沙飞的成长历程对其摄影创作影响深远,其作品的审美风格亦相应呈现出小资唯美—悲剧性审美—革命崇高美的演变历程。探讨沙飞摄影美学的演变历程,可以丰富和深化对沙飞的整体性研究。

莎菲女士:“摩登女郎”的特质及其西方缘起

20世纪20年代末,源于西方的“莎菲”式“摩登女郎”在中国文坛诞生。她们在爱情中大胆主动,放浪形骸,践行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亦肩负着时代的苦闷。在反叛的个性、爱情经历,以及被描绘得极其细致的心理活动上,她们都有如《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的镜像。“莎菲”式“摩登女郎”的反叛特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极具先锋性与开创性,也正因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讨论与模仿。

无常势:张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释义

书法作品中的"势"凝聚着书家对自然物象的深刻领悟,是构成书法作品极具个性、富有生命意味的元素。古代书家通常运用自然物象来表述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所言"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中自然物象蕴含的作草之法,就是变动不居的"无常势",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挥运之理。

突破“雅俗之争”:“武器论”与中国摄影观念的范式转移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逐渐接触摄影并开展了民族性的摄影活动。由于机械性和作为肖像记录的功能性,摄影最初被称为"照小像",不登大雅之堂。以刘半农为首的画意摄影倡导者,采用中国画论当中的"写意"传统对摄影进行了"雅俗"的判分,建立了以中国画论为基础的摄影理论,提升了摄影的艺术地位。但作为复制技术,摄影对艺术品原真性的消解本身就带有大众文化的特质,采用画论传统对摄影进行"雅俗"判分仍是将其禁锢于传统艺术中绘画附属者的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影响下,沙飞提出"摄影武器论",并在中共领导下创办《晋察冀画报》,开展系统的摄影实践,采用政治的"进步"与"反动"而非"雅俗"的标准判分摄影实践,完成了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837张方大曾摄影遗作,无论是从艺术性还是历史价值而言都极为珍贵。与沙飞、庄学本两位摄影大师类似,作为20世纪30年代纪实摄影的先驱,方大曾的作品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