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构建:逻辑、挑战和路径

构建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是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团支部和班级三个组织之间寻求育人功能优化和思政价值整合“最大公约数”的必由之路。构建此组织育人共同体具有显然的制度、目标和价值认可逻辑,但也面临着政治和社会角色切换、管理运行与内容需求融合、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模式演进等诸多挑战。因此,要在此三个组织自身内部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更多侧重组织间纵向层面的建设理念创新、制度衔接通畅、资源平台整合、队伍优化等方面的有效探索,才能充分发挥出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在思想引领、制度推进、资源整合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合力。

论任弼时关于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

从建党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较长时间从事、领导党的青年工作,对青年组织的作用与地位有着深刻认知,常常从政党发展的大视野去估量和评价共青团的政治价值。从历史进程来看,任弼时的战略性思考在《团员调查表》的填写中发端;在旅莫期间奠定了青年团要依共产国际三大决议坚持党的政治指导的思想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初期点明取消团组织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期间坚决反对先锋主义、青年主义,强调要把青年组织的活动纳入党的政治框架之内;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为即将重建的青年团擘画战略定位;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完成了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任弼时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思考,高屋建瓴,视野宏阔,闪耀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光芒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早期传播及其党团组织的建立

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曾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近现代以来,尤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北更是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这一地区,人口流动频繁,异族、外地移民不断迁入,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加之又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向陕北各地传播,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逐步成长起来,并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

1920年夏,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三人参与并参加了正在发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嚆矢。回广州后即开始发起创建工作,从组织青年团入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客观上宣告了广州早期组织的存在。广州青年团成立之时,还是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物。陈独秀南下广州后,将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团组织,并以团组织内的共产主义者为基础,重组或重建了广州早期组织。

中国共青团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与“十四五”展望

共青团研究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组成部分。作为政治现象学的中国共青团,真正进入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建构领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此后,中国共青团知识体系沿着三条路径逐步建构发展:一是历史路径,在历史大视野中把握中国青年运动和共青团青年工作的规律、特点与趋势;二是学理路径,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群团组织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三是实践路径,打通理论研究与青年工作壁垒,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向工作实践成果转换。这三条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理论建构逻辑在共青团研究中的具体体现,为新发展阶段开启共青团研究新征程奠定学理基础。

旅京学生群体与中共陕西早期党组织的源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处于新思潮中心的一批陕籍旅京学生,出于对桑梓的责任,激烈地批评陕西社会的僻陋守旧。《共进》杂志成为其倡导社会改造的舆论阵地,共进社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旅京学生群体的团体性与组织性。1923年之后,在政局变动和思潮的激进化影响下,共进社的主张由改良逐渐转向革命。在此过程中,个体选择往往呈现出多重面相:一部分早期成员受李大钊等影响,毕业回陕发展革命力量;杨钟健等则对学运失去兴趣,专注学业;新成员思想更为激进,往往偏向共产主义革命。当革命重心下沉到地方后,知识青年依托各种关系网络,开展组织建设工作,并成为中共在陕西早期组织革命活动的主导力量。从同乡、同学到同志,旅京学生群体的角色转变,表现出边缘知识分子不断崛起,并逐渐影响中国革命的走向。

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当代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出极高的实效性,为土地革命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积累了丰富实用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员带头的榜样示范、和群众紧密联系的情谊、以规范的制度建设提升思政工作者的素养、多样化的教育方式赢得宣教共鸣以及大量基层的党团组织。这些经验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诸多启示,尤其为当前高校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更大实效性方面具有现实的指导性意义。

论李子洲对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创立的历史贡献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影响并改变了当时许多陕西青年的命运,一批在陕外求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青年陆续回到陕西,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创立的中坚力量。作为回陕进步青年的翘楚,李子洲以学校为阵地,自觉向陕西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创办党团组织。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研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生力军,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组织和人才基础。

早期共青团福建地方组织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特点

早期共青团福建地方组织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在领导福建工农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将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使福建革命斗争的面貌焕然一新;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迅速将力量转入农村,为福建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发轫准备了条件,展示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斗争实践上高度成熟的特点。

国民军联军入陕后魏野畴与杨虎城关系探微

在国民军联军入陕后,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处理杨虎城和冯玉祥的关系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魏野畴和杨虎城的关系也由之前两人之间的合作发展到以魏野畴为代表的陕西共产党人同国民军联军之间的合作。二人合作期间,魏野畴影响了杨虎城的亲共态度,杨虎城也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在考察两人的关系时,既不能忽视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及发展趋势,也要考虑到双方具体的政治目标以及背后超越政治分野的乡土纽带。

国民军联军入陕前魏野畴与杨虎城关系探微

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入陕前,中共陕西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魏野畴与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之间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关系。两人初识于榆林中学,在1925年的“驱吴运动”中第一次合作,之后魏野畴为杨虎城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提供支持,并在西安反围城运动中与杨虎城并肩战斗。魏野畴在杨虎城部队的活动成为国民军联军入陕前陕西党组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尝试,而杨虎城的部队亦为陕西党组织提供了军事工作的平台,并为之后陕西地区国共合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论共进社及其《共进》杂志与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共进社与《共进》杂志是五四运动之后陕籍旅京进步学生所创办的社团及其刊物。自1922年起,《共进》所发表的文章中多次宣传马列主义,并基本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时局的主张,趋向于拥护宣传我党的政治理念。其许多观点与我党的最低纲领不谋而合,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为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严治党”到“从严治团”——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自我革新的理论、历史与行动

自我革新是现代政党破解组织“理性失灵”的重要法宝。百年来,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探索出一条以从严治团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自我革新的有效路径。从严治团是从严治党方略在共青团工作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体现了群团组织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耦合性和联动性。治党逻辑决定治团逻辑。要完整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团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高推进从严治团的政治站位,建立健全团内执纪问责的组织体系,避免团的纪律建设“政党化”,积极争取来自政党方面的有力支持,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实施纲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建党建团视阈下“外国语学社”述论

1920年9月,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背景下,由维经斯基提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以培养赴俄优秀革命青年为目标的"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也是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和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重视马列主义教育,多数学员在学社完成了思想转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外国语学社同上海建党建团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公开活动在掩护上海建党建团活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外国语学社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奠定了人才基础。

中国共青团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建构

《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一书继承了几代学人关于青运史、共青团历史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方法,将“青年在场”分析与“结构—过程”分析有机结合并创造性运用,基于跨越百年的时空视野深刻阐释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引领中国青年运动发展、推动共青团组织体系自我革新的壮阔历程,为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原创性贡献提供了极具历史纵深感的思想线索,是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共青团百年历史叙事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原创性话语提炼、本土性理论建构,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下,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自我革新的内在机理,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