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话语转变与政治动员——论陕甘宁文艺运动中的“下乡入伍”

“下乡入伍”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和实践。与重口号宣传而轻组织动员的国统区大后方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下乡入伍”作为延安知识分子了解、反映边区军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得到了边区机关、学校及各类协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成为陕甘宁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更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划分为各具特征的前后两期,在起到知识分子话语转变作用的同时,也对边区军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策制度的接受认可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生自然灾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安置灾民。主要通过粮款救济、以工代赈、把灾民迁移到别处及给予额外抚恤的方式等,保障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这段救灾史,可总结出一些对现今仍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物资供应的基础上不忽视心理、精神上的关怀;确保救灾钱物公正分发、合理使用;与其他部门形成救灾联合机制,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灾民安置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灾民安置工作。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1936年以前,陕甘宁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文化落后。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师范教育,成立、接收六所师范学校,明确教育方针,制定教育制度,健全机构、课程设置,加强领导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师范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培养师资力量,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注重实践探索,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对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始终重视教师质量的提高,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生态,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基于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研究

在内有自然灾害和人口大量增加、外有日寇进攻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定边县、盐池县等产盐区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盐业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军民联合生产、全民集体运盐、对外统销对内自由贸易的政策来发展盐业。盐业的兴旺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食盐贸易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边区的经济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两性、家庭与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婚姻政策的变革(1939—1944)

全面抗战背景下,解放妇女与改造家庭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提上具体政策制定日程,成为民主建设边区历程的必需环节,主要体现在婚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上。从1939年到1944年,理念先进的婚姻政策变革下婚姻纠纷案件频发,买卖婚姻的界定、抗属离婚案的纠葛、基层执法难等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样态,彰显了崭新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与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婚俗、性别观念与基层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若要深刻理解党对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改造的重视原因、婚姻政策变革背后的内生逻辑,离不开领悟妇女与家庭之关系对于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的意义。

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自1937年初国共恢复高层谈判至抗战结束,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的重要内容。针对国民党对边区合法性的否定和各种攻击,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四个层面展开其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一是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承诺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二是从“边区应统一于民主”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三是从陕甘宁边区取得的重大成就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四是从国共治理对比中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既基于现实政治,谋求国民党执政当局认可的“法统”合法性;又基于革命的正义性,建构边区顺乎天道、合乎民心的“道统”合法性;进而超越国民党狭隘的合法性话语逻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话语建构理路。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不仅关乎边区本身,也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等方面的话语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与思想借鉴。

改革与调适: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的实践探索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早婚、包办及买卖婚姻等婚俗的弊端日益凸显,背离婚姻自由的价值趋向。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新婚姻条例,加强对边区百姓的宣传教育,使得边区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改革中结婚登记与订婚习俗的冲突、法定婚龄与早婚习俗的冲突、禁止买卖婚姻与高额彩礼习俗的冲突,边区政府在坚持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婚姻良俗、适当迁就传统婚俗、坚决抵制婚姻陋俗等措施使得冲突得到调适。陕甘宁边区的婚俗改革在实践中稳步推进,对于减少婚姻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非党干部政策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边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优秀非党人士进入边区政府与各事业机关任职,先后制定包含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保证非党干部的有职有权,设立非党干部管理机关,确立非党干部的待遇,开展非党干部的教育等方面政策。呈现出坚持严格选拔与大胆使用相结合,思想引导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些非党干部政策巩固了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边区的发展,加强了边区的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与地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教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村文化落后的现状,紧扣党的中心工作和边区各项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农民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赋予了农民教育全新的使命,拓展了农民教育的思路和内容,大大推动了边区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农民教育各项措施的实施,不仅助推边区社会进步和民主政权建设,也对保障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创造了战时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模板,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今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迪。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产生持续、长久的生态效益,造福子孙万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亲自部署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植树造林计划、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监督检查植树造林议案执行情况、构建完备的植树造林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使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不仅有效地改变了边区森林树木缺乏的自然面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的生产建设。边区植树造林工作的丰富实践,对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治思维以及人民主体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以文化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当代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实施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运动,也是通过文化教育促进边区乡村社会革新、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边区利用村规民约、乡村传统文化和多种教育组织的教育力量,将党的政治理念、执政措施、思想观念嵌入乡村社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是陕甘宁边区乡村改造的继承和发展,总结边区政府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对于当下以史为鉴、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来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扫盲与革命: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扫盲,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了新文字运动,而这个运动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响应与抵制的双重境遇。一方面,新文字易学易用的特征契合了部分农村群众希冀快速实现“文化翻身”的夙愿,受到响应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战时环境下,物质需求远比文化供给更能吸引边区群众,加之字母式的新文字完全迥异于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方块汉字,部分边区群众出现排斥学习的心理。对此,中共通过新文字与汉字并举、干部示范、多样化教育引导等方式进行了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党与群众的冲突。中共推行新文字的过程,彰显了自上而下动员群众与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动员逻辑,实现了政党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