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话语转变与政治动员——论陕甘宁文艺运动中的“下乡入伍”

“下乡入伍”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和实践。与重口号宣传而轻组织动员的国统区大后方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下乡入伍”作为延安知识分子了解、反映边区军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得到了边区机关、学校及各类协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成为陕甘宁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更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划分为各具特征的前后两期,在起到知识分子话语转变作用的同时,也对边区军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策制度的接受认可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纸质革命文物的调查与预防性保护展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是陕甘宁边区纸质革命文物的重要收藏单位。本文主要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纸质革命文物的类别、特点和保存现状3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3点建议:完善和细化馆藏纸质革命文物的账目信息,实现高效快捷的信息检索和精准定位;科学制定纸质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法和计划;加快完成纸质革命文物数字化。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探索,又是政府、社会与群众多元主体团结合作的乡村建设之举,更是共产党与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范式,全方位呈现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新样态。基于既有学术研究的相关概念内涵,建构“场域-价值-利益”三重维度,分析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境遇。研究发现,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已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形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体现乡村社会特殊历史演进中所蕴含的现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场域共生”扩展多元主体参与渠道,“价值共同”增强地域发展情感认同,“利益共享”激活乡村内部经济活力,以此观照当今社会乡村治理发展及共同体建设的新形态及面临的新难题,更好地探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生自然灾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安置灾民。主要通过粮款救济、以工代赈、把灾民迁移到别处及给予额外抚恤的方式等,保障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这段救灾史,可总结出一些对现今仍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物资供应的基础上不忽视心理、精神上的关怀;确保救灾钱物公正分发、合理使用;与其他部门形成救灾联合机制,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灾民安置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灾民安置工作。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陕甘宁边区识字组研究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工作面临着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边区积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教育活动。鉴于农村人口分散、无法设立学校的情况,识字组成为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识字组将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员组合在一起,指定小组长,赋予他们监督和推进识字的重要职责,通过专门辅导培训,普遍采用“小先生制”的教学方式,从家庭邻里扩展至街道巷口,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利用任何空闲时间,随时随地进行教学活动,推动了教学互动,为实现教育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政治意识、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1936年以前,陕甘宁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文化落后。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师范教育,成立、接收六所师范学校,明确教育方针,制定教育制度,健全机构、课程设置,加强领导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师范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培养师资力量,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注重实践探索,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对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始终重视教师质量的提高,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生态,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基于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研究

在内有自然灾害和人口大量增加、外有日寇进攻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定边县、盐池县等产盐区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盐业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军民联合生产、全民集体运盐、对外统销对内自由贸易的政策来发展盐业。盐业的兴旺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食盐贸易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边区的经济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时期陕商的状况及贡献探析

陕商,作为民国时期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在陕西工商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全力促进陕西社会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韩望尘、薛道五为首的陕商,从发达地区引进新产业,为陕西的近代工商业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具爱国情怀的陕商响应国家号召,为西北大后方和抗战前线提供援助,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陕商还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向边区输送物资,带动边区发展工商业,助力革命走向胜利。总体来看,他们为民国时期陕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付出。

两性、家庭与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婚姻政策的变革(1939—1944)

全面抗战背景下,解放妇女与改造家庭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提上具体政策制定日程,成为民主建设边区历程的必需环节,主要体现在婚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上。从1939年到1944年,理念先进的婚姻政策变革下婚姻纠纷案件频发,买卖婚姻的界定、抗属离婚案的纠葛、基层执法难等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样态,彰显了崭新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与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婚俗、性别观念与基层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若要深刻理解党对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改造的重视原因、婚姻政策变革背后的内生逻辑,离不开领悟妇女与家庭之关系对于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的意义。

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自1937年初国共恢复高层谈判至抗战结束,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的重要内容。针对国民党对边区合法性的否定和各种攻击,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四个层面展开其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一是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承诺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二是从“边区应统一于民主”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三是从陕甘宁边区取得的重大成就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四是从国共治理对比中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既基于现实政治,谋求国民党执政当局认可的“法统”合法性;又基于革命的正义性,建构边区顺乎天道、合乎民心的“道统”合法性;进而超越国民党狭隘的合法性话语逻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话语建构理路。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不仅关乎边区本身,也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等方面的话语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与思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