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与路遥文学创作的主题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生活的苦难史、情感的伤痛史,路遥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从小便受着这悲苦吟唱的濡染,加之自己过往的独特身世,他的作品总是以苦难、出走、爱情为主题,真切地刻画了陕北农民在苦难生活下饱受煎熬的灵魂,深情礼赞了陕北青年抗争苦难的悲壮与崇高,同时倾心讴歌了他们纯洁、热烈而无私的爱情。

陕北文化精神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交叉过渡型的地理位置,导致陕北文化精神中充满了浓重的苦难意识与决绝的抗争精神。苦难意识建构起了路遥特有的文学观念,制约着他的文学活动,并通过其文本创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勇于直面苦难的抗争精神决定着路遥对文学功能的独特理解,也在其文本的创作过程及其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试论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长久以来都亲身感受着陕北民歌深厚的艺术魅力。陕北民歌历练了路遥的心志、陶冶了他的性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过程中,陕北民歌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写照人物生存境遇、映显人物内心世界、品评人物是非曲直。由于陕北民歌的运用,路遥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印记。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

试论陕北民歌对路遥小说艺术风格的影响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苦乐生活的艺术结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路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被陕北民歌所浸淫。在路遥的小说中,贯穿着理想与现实、浪漫与悲情的矛盾与纠结,悲情基调与浪漫气息的交织便成了路遥作品最显著的风格特征和艺术张力之所在。文章探讨了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这一风格特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试论陕北民歌与路遥小说的爱情主题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生活的艺术史,承载着陕北人民的苦难与欢乐、沉痛与幸福。作为对贫瘠生活的补偿,陕北百姓以最嘹亮的歌喉去唱响他们大胆无畏、热烈深沉、出尘脱俗、凄凉无奈的绝美爱情。生长于斯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深受陕北民歌的熏染,亦将讴歌爱情沉潜为艺术创作的自觉。

刻画显示民族精神的鲜活人物——读秦腔《白鹿原》

秦腔《白鹿原》以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矛盾为主要戏剧冲突 ,调动多种艺术手段 ,直观而细腻地刻画了白、鹿等人的复杂性格。较之小说 ,剧中的白嘉轩显得情绪更激动 ,人情味更浓。但剧本将白、鹿之间的精神格斗简单地归之于争夺风水宝地 ,是一种失误 ,与最后鹿子霖疯说小娥之死一样 ,浅释了原著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内涵。

《广通报》考: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肇始于1896年创办的《广通报》,而不是诸多研究者认为的《时务斋随录》。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考察了《广通报》创刊的背景、创刊宗旨以及《广通报》的主要内容。《广通报》的诞生对陕西新闻事业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使我们对陕西近代新闻事业的最初形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对陕西省近代新闻事业的最初发展水平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关中方言对《歧路灯》有关语法现象的传承

关中方言从《歧路灯》里所传承的语法现象主要是:祈使句以"去"字煞尾以及"的、了"处于动趋式之间的特点,"不得"的"不能、无法"等意思和"只得"的"只好"义,"叫、教、着"用作使令介词的特点,"强如"的"比得过"义和"不胜"的"比不过"义,语气词"哩"用如"呢"以及旬邑方言"哩"字用作结构助词"的、得"等等。

《白鹿原》与张载“关学”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朱先生等儒者是"关学"传人。"关学"是张载开创的理学的关中学派。小说表现了"关学"哲学思想:太虚即气,气化万物,天地人之性统一并互相影响;重视实践,讲究实际;重视自我伦理道德修养;崇尚仁政德治,反对苛政;治本之策是教民礼仪;同时也有道德复古和小农经济思想。这样,小说真实地描写当时的关中的儒者,也使作品哲理性思想性更加深刻。

陕北方言翻译的转换机制研究——以路遥小说《人生》为例

以路遥小说《人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的陕北方言语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全对等转换、部分对等转换、省略转换、零转换、非对等转换和音译释义转换等六种翻译转换机制,并对其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研究表明,陕北方言翻译转换机制的建立,解决了陕北文学特别是路遥文学作品走出去所面对的方言翻译的难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值得推广和借鉴。

背负地域的文学传统 叩问当下的变革时代——陕西历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研究及对文学精品创作启示

陕西作家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坚持了文学对现实反思的责任;语言质朴自然,对地域风土人情文化进行了鲜明地呈现;作品描写民众的故事,强调文学的现实影响力。以此为例来分析当下陕西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要发扬陕西作家创作优势,表达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新的生活观念;要突破以有的写作模式,加强作品的艺术表现性和创新性;要树立作品为民众创作的意识,才能发挥文学的审美影响力。

陕北民间文化在路遥作品中的艺术呈现——以《平凡的世界》《人生》为例

陕北民间文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解放区得到发掘和整理,尤其是在1942年《讲话》之后,得到凸显,逐渐由民间走向官方、由边缘走向中心。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就深受陕北民间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同时,又是“山花作家群”重要代表人物的路遥,其民间性是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渗透在他的骨子里的。而他又在《平凡的世界》《人生》等文学作品中使陕北民间文化得到极大的艺术呈现,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路遥作品中的性别意识——陕北的男性化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路遥的性别意识在其所有作品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路遥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男权意识,在作品中,他赋予陕北这片土地以男性化的角色,阐明了女性对男性和男性化的土地有非常强烈的依附思想。这种男权意识构成了贯串路遥作品的一种情结和特色。由这种角度解读路遥作品和作家其人,能够帮助我们把路遥的研究拓展并深入下去。

陕西当代文学在俄罗斯译介与研究管窥——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例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不断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陕西当代文学以其强烈的地域特色以及作家特有的个性张力,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正是在此背景下,对以路遥、陈忠实以及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籍作家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于陕西当代文学更好地“走进”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当代陕西乡土小说的发展与突破

当代陕西乡土小说无论是从地域文学,还是从乡土小说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文学价值。陕西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重镇。陕西乡土小说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各具特色的乡土书写一方面继承了柳青《创业史》所开创的带有陕西风味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书写题材、地域表现和写作手法三个方面对其形成不断的突破。

陆游“关中作本根”战略价值考论

陆游在南郑所作《山南行》表达了他后期的北伐战略思想——“关中作本根”。然而,从南宋北伐战略思想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李纲、宗泽、唐重、马扩等人早已认识到了川陕地区的战略地位,张浚的川陕经略也已经对关中战略进行了实战检验,相比之下,陆游的关中战略思想就显得空泛和落伍。从周围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陆游虽在王炎的带动下对关中战略进行“画策”,但在虞允文对现实和政治的考量中是“不见用”的。

宋军月粮研究

月粮是封建国家按月发给包括军人等财政供养人员的粮饷。月粮的来源多样,包括上供米、和籴米、常平米、桩管米。除了发给粮米,还发给口券。北宋月粮以粮米为主要形式,到了南宋,部分地方驻军以现钱作为补充。北宋战时每兵发放月粮大约二石半,平时每兵发月粮二石。南宋时,每兵发给月粮数量要低于北宋。我们以北宋陕西、河东为例来考察宋军月粮的供应运输路径,伴随朝廷的经营,北宋前期这些地区产生了转运异地的月粮供应,北宋中后期月粮转运异地并继续向西延伸。

水墨语言在当代主题性创作中的叙事与转译——以石鲁《转战陕北》为例

利用画面中的视觉元素展开图像叙事是主题性创作的关键。水墨由于自身的艺术语言本体特征,时常被认为具有相对有限的视觉叙事能力,因而较少出现在主题性创作中。事实上,水墨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表现形式,潜藏着丰富的叙事潜力。本文通过分析石鲁《转战陕北》的画面语言,尝试梳理水墨的叙事表现特点,并归纳水墨语言在当代主题性创作中的转译方式。

北宋北边三路的分合

太平兴国二年(977),陕西转运司分为陕西河北与陕西河南二司,文献中的陕西北、陕府西北、陕府西河北路皆指前者辖区,陕西南、陕府西南、陕府西河南路指后者辖区;河北路亦分出河北南路。由于北汉的割据,陕西与河北诸路分别辖有今山西南部中条山以西、以东区域。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吞并北汉后并未立即设立河东路,该路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981),刘甫英为首任转运使,随之陕西、河北诸路各自合并。熙宁五年(1072)、六年,陕西、河北两路复各分为东、西二路。北宋北边三路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演变,除了受辖域变化等客观因素影响,也与备边政策影响下转运司事务的繁剧程度相关。陕西、河北两路先各自分为南、北二路,后又各自分为东、西二路的地理现象,系由宋廷与其对抗势力间对峙方向的转移所致。北边三路“事当一体”,其或分或合,以及采取何种分路方式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