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国际化与供应链透明度--基于A股纳入MSCI指数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国际化不但是开拓国际融资、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且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上市公司行为具有多重外部治理功效。本文基于A股纳入MSCI指数这一准自然实验,探讨资本市场国际化对供应链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纳入MSCI指数有助于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且国际化战略和商帮文化在此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正向和负向的调节效应。该作用在非国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以及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国际化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进而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国际化通过提升供应链透明度进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并且缓解过度负债。本文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透明度的相关文献,为中国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明清陕商与关中饮食文化风尚的变迁

明代为了保障西部边关的供应,采取了“食盐开中”“棉布征实”“茶叶开中”等一系列政策,陕西商人因地理之便一跃而起,成为驰骋江淮的巨商富贾,三原、泾阳一带也成为新兴的经贸重镇。明末以来社会奢靡成风,陕西商人从江南把这种奢侈风气带回关中,客观上促进了关中饮食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明清是各大菜系成型的黄金时期,关中中心城市内在驱动力不足,陕商喜好消费不兴产置业的习俗等诸多因素,导致陕西饮食文化失去了再度复兴的难得机遇,值得深思。

商帮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商帮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商帮文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拓展性分析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和信任环境较差的地区,商帮文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文章为评估商帮文化的影响作用提供了理论分析和证据支撑,也为探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路径提供了一种思路。

明清时期张家口“市圈保正行”考论

张家口的“市圈”设于隆庆五年,明代逢市而开、易罢即闭,清代则成为票商聚集、铺开其里、日日交易的买卖之城。明代对入市商民“先以名藉告关吏”,清代则在市圈实施了商民自治的保甲制。前往北疆地区贸易领部票的商号统谓票商,票商的同业行会是为票行。票商字号独占了保正职位,票行垄断了市圈的行政自治,由此形成了“市圈保正行”。市圈保正行的形成和运作,对维护市圈乃至整个张家口的营商环境和商业秩序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张家口的繁荣和发展亦功不可没。

论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特点,并非完全出于保护商人和发展工商业之目的。促使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契机乃当时在沪上举行的中外商约谈判,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具有特殊官僚身份的商约大臣盛宣怀和上海工商界领袖严信厚。该公所存续时长仅两年有余,虽为商约谈判提供了某些咨询作用,在官商沟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能,但因设立仓促,章程简略,机构不完善,远未能发挥舆论所期望的作用与影响。就其性质而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不同于官办商务局和传统工商各业公所的新式商人团体,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后来的商会有着明显不同,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清代中叶山陕、江宁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亳州是清代中叶皖北、豫东的商业中心,河南粮豆,江浙绸缎、杂货等于此转输,药材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北关之外的涡河南北两岸是亳州的主要商业区,山陕、江宁、福建、江西等地商人均在此建有会馆。碑刻资料显示,乾隆年间汇聚亳州的山陕商人已达到三四百乃至七八百,绸布业是其主要经营行业,药材业占比不高。亳州江宁商帮的规模远不如山陕,总计不到百人;不过嘉道年间该会馆的收入大量用于添置资产,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态势。江宁商人经营药材者相对较多,其次是杂货、纸张等行业。

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进步空间。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研究有助于让社会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来促进企业承担和披露社会责任。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往往是指广州各商业、手工业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广州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常常挑战总商会的权威,1910年,甚至成功地罢免了总商会协理、代总理左宗藩。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实现“和平光复”,七十二行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行会联合体广州七十二行,在“新式”的商人组织总商会成立以后,仍作为代表全城商人的团体而独立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团体,广州七十二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地域会馆与商帮建构——明清商人会馆研究

商人会馆的出现 ,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大宗贩运贸易兴起的产物。本文认为 ,作为一种社团组织的会馆 ,实际上是贩运商帮建构的表象和媒介。会馆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是贩运商人通过“笃乡谊 ,祀神祗 ,联嘉会”的文化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实现群体整合的过程 ,同时也是商人在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把社群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结果。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从“行”到商会——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清代湘省江西商帮的组织及其运作

清代在湘的江西会馆的兴盛,归结于它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江西帮之所以能成为数百年不衰的十大商帮之一,因帮内各府县商帮组织内部的运作极为严密,通过严厉的帮规来规范成员的行为,有效地实现了经营管理目标,符合竞争需要,维护了地域商人团体的根本利益,具备行业组织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