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敌后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的“革命堡垒”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的创造和利用上,还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特殊统战关系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深入推进构建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此外,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为在山西根据地创建中实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革命目的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和在地化推进,中共一方面能够深入敌后,另一方面又以敌后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呈现出根据地抗战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并为战争时期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再造打开了新的可能。

权势新变与士绅党化:中共安徽潜山革命研究

潜山革命缘起于错综复杂的地方权势格局,演进过程中存在士绅党化的转型趋向,并不断改造地方政治环境。五四之际,潜山地方权势互动聚焦于教育场域,政绅矛盾、代际转型等博弈多番扰动地方权势格局。伴随知识分子返乡播火,政党嵌入与士绅党化致使地方权势格局嬗变。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调整革命战略,政策因应与地方自主存在偏差,知识分子干群化饱受指责。梅城暴动的失败致使中共潜山革命重心转向山区乡村,革命精英在乡间进行革命动员时,多方势力为利益诉求而博弈,武装力量的介入致使斗争激化,在武装游击的带动下暴动迭起。纵观潜山革命,士绅党化与地方权势嬗变如经纬交织,对中共革命的缘起与演进存有双面助推作用,这是工农革命政权自主探索的必经过程,革命道路的曲折复杂尽显。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研究

东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若干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从事民主政权建设、实施利民经济政策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治动员下,通过参与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反日团体、参加群众性集会活动和地方抗日武装等途径热情参政,并在参政过程中强化了革命认同感,从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支持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毛泽东与游击战理论话语建构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理论的话语建构有其内在的缘由与逻辑:回应党内外对中共游击战的疑惑与质疑、阐释中共政治主张及其斗争策略、推进中共游击战理论大众化是具体缘由;坚持以国情为依据、以包容为策略、以事实为支撑、以大众化为取向是具体逻辑。在此过程中历史继承与现实创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等的结合则是毛泽东建构游击战理论话语的显著特征,为我们理解与把握这一时期中共政治制度与军事理论提供了启发。

福建游击区红军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历程——以闽西南红军游击区为中心的讨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梳理福建红军游击队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变化,旨在管窥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寻求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路径、特点及其效果。

情报、斗争与护送: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活动考实

铁道游击队存在于1938年至1945年,经历了以搞情报、武装斗争和护送干部为中心任务的三个时期。因为搞情报的需要,有了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情报站,有了鲁南铁道队的秘密成立和发展。铁道队公开活动后,1940-1942年以武装斗争为主,劫火车获取物资、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打了一些漂亮仗,但也招致敌人的报复。1942年后,铁道队的工作中心转为保住交通线、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熟悉火车等优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铁道队的斗争历程中,因为搞情报、护送干部多属常规工作,所以未受到队员和后来人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这两项常规工作的实际贡献非常大,也更能全面展现铁道游击队的独特作用和实际价值。

滇南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

滇南抗战坚持五年之久,最终取得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胜利。滇南战场虽是以国军为主力,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多次派人进入滇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滇南个旧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共产党人朱家璧,在滇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影响下,滇南地区各族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与了抗战,李公朴到滇南进行了积极活动,他们都为滇南抗战作出了贡献。

从冀东暴动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及效果

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制敌取胜的重要法宝,在全面抗战时期党实现了由政治主张等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发展强化。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并针对逐渐显现出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给予适时纠正,但地方在对此问题的纠正中存在滞后性,其中冀东党组织在加强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并未及时跟进中央调整,成为冀东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冀东党组织反思并意识到党集中统一领导之重要性,据此开展根据地工作并跟进中央要求有序调整。由此,冀东抗日有了坚强领导和军事保障,推动了抗战胜利,这一过程体现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由主张向体制变迁、由中央向地方贯彻的复杂艰难性、不连贯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

麻雀战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以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具有的战略属性和抗日根据地阻滞袭扰日军、打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现实需求,是麻雀战在根据地广泛出现的主要原因。麻雀战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武装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根据地多种类型的武装实现了有效协同,这些因素为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准备了基本条件,促进了麻雀战的广泛开展。麻雀战是人民之战、群众之战,具有保护根据地、捍卫群众利益、鼓舞民心、动员民众的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陈毅改编湘赣边游击队地点与意义考论

关于1937年陈毅同志奉命上山改编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地点,多年来党史学界存在“模糊处理说”、永新“铁镜山说”以及莲花“棋盘山说”等观点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铁镜山说”。但深入研究发现,永新“铁镜山说”存在史料来源单一、个人回忆叙事冲突和有违地理常识等问题;而莲花“棋盘山说”则有着多元化的且最为翔实可信的史料支撑,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史家认同和论著采用。确认陈毅上山改编湘赣边游击队地点系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有助于发掘和认识莲花县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小山区的游击战术

冀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个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东北部接壤的滨海区域。在我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因地制宜,既对传统战术灵活运用,又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游击战术。通过建立“白皮红心”维持会;利用“青纱帐”、荆条林作掩护;挖交通沟铸战时屏障;里应外合,困拔据点等手段,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固定和半固定沙丘花棒克隆生长构型的比较研究

对乌兰布和沙漠优良固沙先锋树种花棒(H edysarum scop arium)的克隆生长构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花棒具有独特的克隆生长构型,由枝条遇沙埋形成长间隔物的典型的游击型克隆生长构型和由根条形成的典型的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且固定沙丘的花棒分株种群比半固定沙丘具有较大的密度、较小的平均株距及相似的分株高度。

贺绿汀电影歌曲《游击队歌》的音乐特征及其演唱风格

电影音乐创作是贺绿汀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游击队歌》是贺绿汀创作歌曲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代表作品,文章从《游击队歌》的音乐特征及其演唱风格两方面出发,对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同时也为歌唱者如何演唱这首歌曲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洛川会议军事分歧探析

现有的相关资料显示,洛川会议在军事方面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周恩来、朱德等主张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和林彪主张的“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或者说就是“运动战”)。分歧的焦点和原因在于如何理解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正确的。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冷战与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1961—1969)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北满反日游击队与抗日义勇军的关系述论

北满背靠苏联、远离日本势力猖獗的东满和南满,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较早建立组织的地区。东北沦陷后,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在北满地区组织反日游击队,联合义勇军、山林队抗日,并在联合作战中渐趋认同,逐步将其整合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本文以北满哈东地区的巴彦、珠河为例,对反日游击队与抗日义勇军的关系进行论述。

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回湖南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另一方面十分关注湖南战局的变化,对国民党政府坚持湖南抗战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先后派遣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到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湖南各地党组织积极参加和领导湖南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为坚持湖南抗战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各地党组织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湖南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