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订农户计划的阻滞归因与应对策略——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曾一度将订农户计划作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改造散漫个体农民的重要方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大量农民匿报虚报、敷衍应对、拒绝合作的态度和行为,阻滞了订农户计划的推行。究其原因,除基层干部不当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外,个体农民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虽然边区政府针对问题及时作出政策举措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订农户计划最终不得不由全边区的普遍推行转变为小范围的自愿施行。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订农户计划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对新时代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陕甘宁边区体育发展的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代体育发展的启迪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演绎法等方法分析边区体育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历史价值,目的在于揭示其发展与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准确把握当代体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从中获得历史借鉴和启示。陕甘宁边区体育的发展与繁荣,抗日战争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其提供了精神动力,领导身体力行与专业组织的成立为其提供了组织保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与大生产运动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专门的培训机构与体育人才的培养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陕甘宁边区体育具有军事化、大众化和常态化特点,其历史价值在于:增强了军民的体质,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促进了边区人民的空前团结,凝聚了民族力量;为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人才支持和技术基础。陕甘宁边区体育的发展启示我们:当代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崇高的理想来引领、健全的组织来领导、专业的人才来支撑、先进的文化来保障,而且必须具有鲜明的服务"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时代主题和服务服务于广大普罗大众的价值取向。

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

本文主要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分析陕甘宁边区移难民产生的原因。边区大量移民难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战争、灾荒和人民身上所担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和抽抓壮丁所造成的。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边区人民,与和平时期相比,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负担加重的问题,这些都成为边区移难民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是在经过战争废墟的原有油矿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在边区自给经济建设和反封锁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边区的石油工业成为边区工业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一面旗帜。边区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促进了边区工业经济的建设,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也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乡村自治的实践提高了人民的自治能力,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客观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的施行为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形象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掌握局部政权期间,以陕甘宁边区为"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价值坐标,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法制,建设廉洁政府,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人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社会改造运动,塑造和展示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民主、廉洁、亲民、为民形象,给我们留下深刻启示。

陕甘边苏区的法制建设及其特点

陕甘边苏区的法制建设,是伴随着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事业而开展起来的,促进了苏维埃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发展工业建设中,对私营工业实施保护和扶持其发展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调整私营工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业劳资关系的改善,促进了私营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对于配合公营工业的生产和建设,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陕甘宁边区拥军优属运动述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进一步促进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拥军优属树立了典范,也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奶业之肇兴

作为集生产与科研任务于一体的试验单位,光华农场曾肩负了营养伤病员、哺育婴幼儿以及保健军民的光荣使命。尽管抗战前期(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发展很快,但牛羊大多用来役使、剪毛和吃肉,挤奶一度成了牛羊养殖最附带的功能。及至抗战后期(1941～1945年),边区经济好转,生活自给自足之后的人们,开始有了饮奶的需求和欲望,因受光华农场奶业的影响,民间奶业开始兴起并有所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交通道路建设及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交通道路建设中,从边区交通运输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适应边区交通道路建设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迅速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公路和大车道的交通网络,不仅对边区经济建设和开展反封锁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显现出交通建设中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开发利用执政资源与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构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所开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执政资源作了科学的利用与转化,建立了边区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成功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动力论

邓小平经济发展动力论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完整的动力体系: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满足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外部推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子动力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合动力,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征粮法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解决征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征粮法规,以保障边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必需的粮食供给,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商业实行扶持和帮助的政策,使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保障边区军民日用品的供给,改善群众生活,繁荣和发展边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公营商业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刘兰香被拐骗贩卖案”指导意见与判决研究

“刘兰香被拐骗贩卖案”是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广期间发生于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案件,马锡五签署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高等分庭命令》确认刘兰香与梁保娃的婚姻合法,依据常情常理推断该婚姻应当继续,坚信运用调解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陇东高等分庭设身处地、用心良苦地主张维持婚姻,目的在于通过婚姻存续解决当事人、特别是女方的困难,体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司法为民”的基本精神。庆阳县司法处依法先行调解未果,以判决撤销婚姻结案。陇东高等分庭继续婚姻关系的理想丰满、司法处判决婚姻撤销的现实骨感,形成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是陇东高等分庭据以判断案件的事实有限,依常情常理推断形成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夸大了调解的作用。

略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对私营商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成为边区私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对于繁荣边区商品市场,配合公营商业保障边区军民的物资商品的供给,推动边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斗争

抗战时期陕甘边区政府为维护边区社会秩序,巩固抗战后方,展开了清剿国民党顽固派庇护的政治股匪和危害人民群众土匪的斗争,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这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而且成为边区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考察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是党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群体的组织和领导机关。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投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后者也以实际行动响应着边区政府的各项政治号召。边区总工会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获得了边区政府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其工作步伐也逐渐协调到与边区政府的一致上,既为边区的工人群体争得了权益,也为边区的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贡献了力量。对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的考察,更能初窥党在延安时期的成功之道。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主体及性质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地方武装部队和群众武装构成了军事斗争的主体。边区军事斗争的性质,是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保卫和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为促进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