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现代散文的别致开拓——读赵宗彪新作《山河故人》

在当今散文并不景气的情势下,赵宗彪的《山河故人》显现了它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方面,皆有自己别致的开拓。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无任”与“五任”

无任的含义一直是秦汉法制史中的疑难问题。根据张家山汉律中的新材料,就刑徒而言,“五任”是指刑徒原居住地的里正及邻里不少于五人为其出具担保,保证该刑徒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或再犯罪,该刑徒因而获得在服役期间免戴刑具的待遇;“无任”则指无人为刑徒提供担保,为防止其逃跑,而必须给他戴上刑具。

论八大山人绘画语言运用与审美意境创造

八大山人是清初"四僧"中最为奇崛的一位书画家。他的画作从题材选取、景物塑造和构图处理等方面都展现了其画风的独特、造型的夸张、意境的深远,进而赋予了传统文人画以表现性和象征性特点,300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画坛。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瞻山医案》学术思想探析

任瞻山是清代乾隆年间湖南名医,著有《瞻山医案》,其学术思想独特,学说私淑张景岳,崇尚温补学说,善用温补药物,临证善于把握阴阳,重视气机条畅,注意保护元气中气,主张驱邪不伤正,正气足则邪自去,善于鉴别诊断证候,精于脉诊。

论晚明布衣文人的旅游活动

晚明的布衣文人是明代游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明代的旅游文化异于其他时代的关键所在,颇能反映明代旅游文化的特质。布衣之游中的"独往之游",因其可贵而颇受称许,而山人们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则因以"交游权贵"为目的而饱受批评。晚明的布衣游人,既有寄托文人理想的"独往之游",又有代表士行污贱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晚明的布衣之游,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标本。

八大山人研究的目的、重点与方法

八大山人是中国书画史和江西地域文化上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八大山人的研究虽有不少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澄清和端正之处。本文论述了八大山人研究要注重四点:一是在研究目的上,不是以专家为中心,而要面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二是研究起点上,要从八大的作品开始,加强对八大作品的解读、分析、鉴赏和研究;三是在研究重点上,要注重其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者的统一,努力揭示八大作品的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四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把八大山人放到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和他的人生遭遇中去与八大的时代相关联,而不能从概念出发,不能简单化。我们要反对那种假想式的、推理式的、铺排式的、演绎式的研究。

论长篇小说《麦河》的生态叙事

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以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现代化变迁为表现对象,揭示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这部小说通过近现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当下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复杂严峻的现实性与形而上的哲思达到了中国生态叙事的新高度,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优秀的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品。

郑文焯稿本评介

介绍晚清著名词作家郑文焯的三种手稿本《大鹤山人诗稿》、《大鹤山人杂稿》和《比竹余音》。

论八大山人的书法创作

八大山人书法创作大致可以6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博采百家,面貌繁复多样,后期个性鲜明,成就卓著。在众多的古代书法家中,八大山人师承最多的是钟繇、王献之、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等5家。八大山人书法的独创性表现在:运用秃笔淡墨,笔画圆浑劲健,结体险怪多变,布局疏朗大方,气韵宁静高古。

毕沅诗歌结集过程及创作意义

毕沅作为乾嘉学者,不仅官至极品,而且长于诗文。终其一生的《灵岩山人诗集》,结集过程漫长,并在结集过程中刊刻了各种版本,该诗集编纂体例极为严谨。毕沅对诗歌的爱好影响着其幕府诗歌的创作活动,宾主之间的唱和交流及对幕宾诗歌创作的赞助支持影响着幕宾诗歌的创作热情乃至审美意境的提升,进而促进乾嘉诗歌的发展。

用新的创作精神建构叙事文本——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形式论

关仁山在继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心态与社会生活同构顺应,积极地吸纳各种创作模式,大胆地借鉴其他创作方法的创作技巧,发展和丰富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

关仁山小说的悲剧性崇高

关仁山小说具有悲剧性,揭示了生活阻滞力和生命活力,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悲剧的形态,而且具有崇高品格。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