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所见族氏名与氏名异同略考

族氏名与氏名存在较为鲜明的时代对应性与族群对应性,但两者之间具体的区别与联系则有待探索。两者在概念、来源、内涵等方面存在重叠之处,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具体使用方面,族氏名具有独立性,与同篇铭文其他内容不存在直接文义关联,是有意另外标注的;氏名一般出现于铭文内容中,作为个人称名的组成部分,而非特意标注。这是族氏名与氏名的重要区别之一,或与西周时期作器者心态的演变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存在关联。另一方面,族氏名与氏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为某一血缘组织的自我标识。西周时期出现“拟族氏名”以及出嫁女子将夫家族氏名作为自我身份标识的现象根本源于两者性质的相似,同时也映射出商周文化差异与西周时期商周文化交融、交替的历史进程。

殷商舌族考

舌族不见传世文献记载,从甲骨文、金文及近年考古发现可知其是殷商时期的一个重要氏族,与殷商王室有密切的关系,其贵族有在殷商王朝为官者,其地望应为今郑州市西北郊一带,其族长为卫爵。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谫论

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胜古迹。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关于商代金文中族名的界定与思考

商代金文中出现的族名主要有单一族名和复合族名两类。古代氏族名号有称二字者,或称其为复氏族名。复氏族名与复合族名较难区别。复合族名是在同一器物上铸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一族名,其出现的原因有多种,或为标识母族,或为某种性质的联合,或为通婚,或为同宗祭祀等等。复合族名中还存在着私名、地名、职官名等成分。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

宁都县石上镇石上村人创造并保存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割鸡、担灯”。这一活动至今已经流传几百年,其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形成和延续是强烈的宗族延续观念、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探赜

通过检索文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对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殷商时期,丝织业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且有多支族群从事丝织生产,不同丝织生产族群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专门化分工。在各生产族群内部,族长及上层贵族掌握着关键性的生产技术,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社会地位较高;占大多数的族众是丝织生产的主要力量,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非关键性生产,有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属于平民阶层;还有少数生产者从事与丝织生产相关的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无技术可言的体力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属于奴隶身份。此外,殷商王朝还将这些族群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有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种政府控制下的氏族生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丝织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和发展。

试论商鞅变法的文化环境

春秋时期,秦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战国初年,简公、献公的改革更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宗法制在秦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秦得以敞国门纳贤才,为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文化条件。秦人轻视德、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价值观驱使秦统治者极力追求权力和空间,促成了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保证了变法的彻底进行。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商代出现过高度成熟的文学作品吗?今存《商颂》、《商书》是否商代诗文?为什么《诗经·大雅·文王》会要商族遗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强迫他们放弃的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吗?是否还必须放弃一大批与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文献、礼仪和传承文学呢?延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西周诗统何以会被战国散文所取代?庄文屈赋擅美当时并辉耀千古的特殊原因还有哪些未曾发现?假设文化是文学的母体,我们能从文化母体中窥见文学之子的某些体貌与性格吗?此法固非处处适用,但也并非处处相反,好处在于当我们看厌了文学的孤峰独树之时,偶尔放眼展望文化的群山林莽,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和收获。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鹗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由炎黄之战看商族的始居与迁徙地

《山海经》中凡涉及炎帝后裔的记载必有商族先公出现,《路史·炎帝纪》的炎帝世系中记载的大部分人名属于商族的先公先王,这说明古史中存在着一位不同于姜姓炎帝的子姓(商族)炎帝。《路史》明确载有"炎帝魁(夔)",很多文献记载夔为黄帝所杀,这些材料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炎黄之战中的炎帝即商族的高祖夔。涿鹿附近、桑干河南岸有潘县故城,正是"契居番"之番地,其地的"潘泉"即为"阪泉"。由此可证明,商族始居于今涿鹿县西南,因桑干河而得名商都、商族。易水、漳河流域诸多以桑、昌为名的地点往往伴随着与"亳"音相近的地名,它们极有可能都是商族的迁居地,相土之东都应该在距渤海甚近的东昌附近。

殷周时期的“举族”及其相关问题

甲骨文里有一个写作：（《合集》13758反）、（《英藏》566）、（《补编》1269）、（《合集》4444）等形的字，皆象一站立之人持双手举“子”状。于省吾先生将此字隶作“典”，并认为是“举”字的初文，是很精辟的见解。

先秦时期的族武装考论

族武装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力量,由部落时代的氏族武装发展而来。在传说时代,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依靠氏族武装作战。即便是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夏代,氏族武装仍旧大量存在。而伴随着殷商时代宗族势力的兴起,氏族武装逐渐转化为族武装。商代后期的殷墟卜辞中有很多涉及族武装参战的辞例,分别记载了王族、子族和异姓贵族的族武装单独或配合国家军队对方国的战斗。到了西周时期,因为西周以宗法立国,族武装盛行,《禹鼎》和《多友鼎》铭文表明族武装效忠的对象不再是代表国家的周王而是中央王朝中作为“公”的族长。春秋中期以前,卿大夫的族武装尚以“百乘”为限,而到春秋晚期,卿大夫的族武装已经发展到能与公室分庭抗礼的地步,以致最后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式的政权鼎革。战国时期,列国变法肃清了血缘关系在基层社会中的组织影响力,宗族势力渐趋瓦解,小农家庭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族武装逐渐消匿。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祖庙:中国上古的仪式中心及其复杂内蕴

中国上古仪式中心从空地和坛台到宗庙的演进,其实质是在天神地祇祖鬼一体的结构中,由以天为核心到以地为核心再到以祖宗为核心的演进,中国上古历史演进的特色是在血缘基础上进行文化的质的提升。祖庙中心的具体演进,在商代以"宗"为主要语汇,在周代以"庙"为主要语汇。祖庙中心构成了古代仪式中心进入宫殿中心之前的重要形态。

论商周时期的族氏联合与联盟

商周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由众多的族氏构成,族氏的联合与联盟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有相互联姻、军事联盟、政治联合三种形式。其中政治联合是构成族氏外部关系的主要方面,表现为商、周王族与各同姓及异姓族氏之间不同类型的联合。重视和研究这些形式和类型不同的族氏联合与联盟,对于深入认识商周时代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