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商纣罪恶附会钩沉

对于商纣王的暴君形象,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重新理性辨析,从而才能接近历史的本象。关于商纣王恶声恶行的记载应该是层累叠加的结果,最早出于周人的宣传,更多的是基于不同族群、不同时空催生的偏差所致。商纣王应该是一个予智予雄的暴君,只是其亡国殒身的悲剧命运负载了敌人与后人太多的附会,而其本身之恶政应该没有传统观点那样极端。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 ,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 ,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 ,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清华简《封许之命》“侯于许”初探

清华简《封许之命》系周成王册封吕丁于许的公文,从词汇、句法、文字等角度判断,当是西周初期文献;从体裁来看,当属《尚书》逸篇。《封许之命》的公布,颠覆了传世文献关于周武王册封文叔于许的传统说法。周武王克商后曾经封齐、鲁、燕、康于嵩山以南的南国地区,周公东征后迁齐、鲁、燕、康,当这些重要的诸侯国迁出后,南国地区便暴露在淮夷的兵锋之下。于是周王室着手在淮水流域西部平原的边缘上建立一条诸侯藩篱,蔡、应、聃、唐、胡、许等诸侯国应运而生。鉴于吕丁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所立下的赫赫功劳,周成王遂命吕丁"侯于许",以"永厚周邦"。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周族百年“翦商”的神秘化和世俗化阐释

周族是与夏、商二族同时并存的古老部族,周族从一个古老部族向王朝转变的起点在周太王迁都岐邑时。周太王指引周族认同中原、争夺中原,经过四代人一百年奋斗,终于战胜商王朝。胜利之后,周人的眼光与心态发生了变化,武王为了稳定周族的统治,对先周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强调商、周之间的天命转移,周族称王是天命所归。春秋后期,有关先周历史的记忆逐渐模糊,文王、武王讨论"翦商"大计的细节也逐渐被世俗化。

《史记》所载齐太公事迹举隅

《史记》中多处记载了齐太公事迹,其中言及他在武王伐纣之事中积极乃至急迫之态度,值得关注。通过对《史记》中相关材料的辨析,联系其在牧野之战中的致师者身份,结合周代最重要的仪式乐舞《大武》中的场景、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等文献中对太公出身和早年经历的记述,可知《史记》关于太公在伐纣一事上态度非常积极的记述,是可信的,而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本是山东土著的他,在商代晚期征伐东夷的战争中遭受覆族亡家之痛,本人成为战俘,被带到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作为奴隶役使。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辨正

我们准确理解“我生不有命在天”,必须将其置于《西伯戡黎》的语境中,其中“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的语义考证是前提。“天曷不降威”是祖伊转述民之言;“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是祖伊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表现出纣对天命的极端自信,这是传统经史的主流理解,但一直未有确切的文献学依据。在“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语中,“不”并非否定副词,而是无实义的发声词,此语语义实为“我生有命在天”,是商纣针对祖伊“大命不挚”一语而发。《西伯戡黎》文本中商纣一味迷信“命”“天”的形象,是周人在天命观的影响下塑造的,是西周早期以其特有的观念反思商亡教训的结果。

武王伐纣日期的新推定

利用古籍和金文中所记载的日期和天象,以天文学方法,分析了武王伐纣的天数和年份,推断武王十一年是连续使用了两年。由此而复原出武王伐纣的全部日期和文王至成王年表,推定武王伐纣开始之年即受命之年为前1058年,武王伐纣克商之年为前1051年。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

《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大率出于后世兵家言,并非周初原始观测的记录。夏商周断代工程误用为推求武王克商年的重要依据,所得结果亦不可从。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西周武王纪年上文献历日与天文历表出现完全合历

笔者对《公簋》铭文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是统一的纪年系统。于是,笔者把《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放在一起进行历法上的研究,并且用夏历拟合,结果发现在西周武王纪年上,其年份、月份、日、干支、月朔、季节气候皆与天文历表相合。

从武王伐纣看《大武》乐诗篇及其顺序

《大武》乐是周代编制的歌颂武王伐纣的歌舞作品,其内容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对于《大武》乐篇章及其顺序,从唐代时期直至当代均存在较多争议,值得进一步梳理。按照武王伐纣的历史过程,可将《大武》乐分为六诗,诗章先后顺序当为:《武》《酌》《赉》《般》《时迈》和《桓》。

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

:商纣王在敌弱我强的对抗中以强输弱 ,为周武王打败 ,人们大多认为其悲剧应归因于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其实 ,这只是原因之一 ,并非根本原因。商代中后期各种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累积和爆发是商纣王悲剧的内在的、本质的根源 ;商纣王特殊的、悲剧的性格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催化剂和导火索 ,它加速着商朝统治集团的瓦解和商朝的灭亡 ;商纣王军事战略上的流寇主义行为则是其悲剧的外在的。

《尚书》对商纣王暴君形象的文化阐释

《尚书》中商纣王的恶行导致人神关系的疏离,也造成了人世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周人作为朝代更替的胜利者,对商纣王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出于其维护新王朝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其所持有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反映了商周交替时期人们对历史兴亡的独特认识。

论商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原因

商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商朝神权政治的内部结构存在不稳定性。另外,商王权势的日渐独立和强盛,导致与贞人集团的矛盾加深。这些原因使得神权政治存在改良的需要。武王伐纣的胜利则直接摧毁了完全以神权和刑法进行统治的商朝。我们从殷商之际社会变革的内容来看,利用礼法进行制度建设正是神权政治改良的方向。面对礼法政治的构建这个历史命题,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文武德政已经为政治理念更新做出了准备。

商纣王历史形象浅析

在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商纣王荒淫残暴,终致国破家亡、身首异处。然而,纣王之荒淫残暴为当时阶级之共性而非其个性,其负面形象是后世史家加工的结果。他在位期间,反对神权,强化王权。却因刚愎自用的个性、军事战略的失当和社会矛盾的积聚,酿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