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清华简《五纪》与《尚书·洪范》关系考述

《尚书·洪范》与清华简《五纪》在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同质文献,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五纪”所指不完全相同;《尚书·洪范》中基于隐喻的“庶征”系统发展为《五纪》中基于“征验”的天地人神系统;《五纪》的叙事特征远比《尚书·洪范》显著,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为故事以证其义”的文体风格。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胡瑗《洪范口义》版本源流略考

《洪范口义》是宋初思想家胡瑗的代表作。在《洪范口义》的流传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洪范解》(一卷本)、《洪范口义》(一卷本)、《永乐大典》本和四库本《洪范口义》(两卷本)。《洪范口义》成书时只有一卷,或名为《洪范解》。至明代《洪范口义》被收入《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编者将胡瑗注释与《洪范》经文对应。清代四库馆臣将《洪范口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为两卷,收录于《四库全书》,这就是流传至今日的《洪范口义》(两卷本)。

试论《尚书·洪范》与医学发展的关联

《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渊源,它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提出了“五行”的观念,成为了中医学重要的论理工具之一;它的“君权神授”的天人相应观又全方位地渗入了中医学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它提出的“神权至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诸艺皆废”与“诸艺未废”——范古农《述怀》解读

随着弘一大师大量佛教题材绘画作品的发现,其出家后绘画作品的研究日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同时,学术界围绕着出家后的弘一大师除书法创作外是"诸艺皆废",还是"诸艺未废"的讨论亦可获得新的进展。嘉兴名居士范古农曾写有《述怀》一文,被认为是所谓"诸艺皆废"一说的源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是没有深入解读此文的结果。范氏在原文中不仅没有此意,还透露了弘一大师仍从事绘画创作的事实。解读此文,甚有意义。

作者当年具苦心 哪知竟有知音在——论女诗人范淑《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之识见

红楼一出,评者甚众,各流派自成一说,"题咏派"是其中重要一支。对"题咏派"中女性题红诗词历来研究不够,作为"题咏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以女性的独特视角解读《红楼梦》,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清代女诗人范淑是女性题红者中的特立者,其对《红楼梦》立意的见解,表现了作为一个女性高卓的识见,不愧为曹公之知音。

“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真义解证

《庄子·天下》篇评价宋钘和尹文学术思想,其中有“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宋代以来,对这句话含义的解释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其中“容”字到底作何解释上。总而言之,主要有解为“容止”之义、释作“欲”之借字、指“情”而言、读作“搈”而释为动作等四种说法,但都没有探究到其中的真义。实际上,唐成玄英的疏解最为近之,即将“容”释作“容受”之义。据此,这句话乃谓——称道宽恕能容是心之天性。宋钘、尹文这一学说具有鲜明的道家黄老之学特质,其思想渊源与《尚书·洪范》篇存在丝缕联系。

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从刘牧到程大昌

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论洛书图式对《洪范》诠释的影响

如何理解九畴的次序以及整体性地把握九畴,一直都是《洪范》研究的重点问题。源自宋易图书学传统的洛书图式介入到《洪范》诠释中,对探讨这一问题有积极的贡献。朱子、蔡元定确认九宫数图为洛书,蔡沈将之采入《书集传》。洛书图式的介入,确立了以皇极畴为核心畴的九畴整体性图景,并使畴与畴之间逻辑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就朱子后学而言,陈埴从气化的角度说明九畴在洛书图式中的位置及关系,王柏则致力于在畴与畴之间建立普遍的关联。王船山打破了朱子学皇极畴处洛书中五的匹配模式,重新确立五行畴的核心畴地位,重建洛书与《洪范》的匹配关系,推出了一种崭新的《洪范》学。

洪良品对《尚书》流传问题的考察研究

自秦燔书禁学,漆简亡佚,百家典籍,或亡或逸。《尚书》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篇目所剩无几,流传线索晦暗不明。两汉时《尚书》的流传问题,已呈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怀疑《尚书》为伪,自吴棫首发难端。但宋时学者,皆重《经》义。朱子对《尚书》真伪问题的态度暧昧不明。元代吴澄,以朱子“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却平易易晓”①一语,继而疑之。直至明代梅鷟,开考据之先河,为清代《尚书》辨伪学的兴盛奠定理论基础。随着考据思潮的兴起,《尚书》辨伪学逐渐发展,至清代尤为鼎盛。《尚书》源流问题,是《尚书》辨真,抑或辨伪,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晚清鄂人洪良品探讨《尚书》的流传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人辨真体系的不足,同时,也是晚清学者护卫古文,以鞭挞疑古之风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