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鞅变法看动员潜力的建设与转化

聚焦商鞅变法中动员潜力建设、转化的具体举措,以长平之战为案例探究秦国动员潜力建设与转化对秦军战斗力的影响,进而总结提炼商鞅变法中潜力建设和转化的有益经验,为健全和完善国防动员制度提供历史借鉴。战国初期,秦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经商鞅变法后,“奋六世之余烈”,成为第一个统一华夏的封建王朝。商鞅变法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以土地改革形式开展的动员潜力建设和以军事改革形式理顺的动员潜力转化方式,显著提升了秦国战时的后勤保障能力和秦军的军队规模、士气及装备生产能力,是秦军走向强大的关键转折。

商周金文所见族氏名与氏名异同略考

族氏名与氏名存在较为鲜明的时代对应性与族群对应性,但两者之间具体的区别与联系则有待探索。两者在概念、来源、内涵等方面存在重叠之处,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具体使用方面,族氏名具有独立性,与同篇铭文其他内容不存在直接文义关联,是有意另外标注的;氏名一般出现于铭文内容中,作为个人称名的组成部分,而非特意标注。这是族氏名与氏名的重要区别之一,或与西周时期作器者心态的演变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存在关联。另一方面,族氏名与氏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为某一血缘组织的自我标识。西周时期出现“拟族氏名”以及出嫁女子将夫家族氏名作为自我身份标识的现象根本源于两者性质的相似,同时也映射出商周文化差异与西周时期商周文化交融、交替的历史进程。

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

中医经典等级考试背景下《伤寒论》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探讨

中医药院校专业培养目前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学生缺乏中医思维、辨证论治水平较低、难以运用中医思维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医药院校在经典课程如《伤寒论》教学时缺乏有效手段。随着中医经典等级考试的开展和逐渐完善,国家对中医经典课程愈加重视,而传统教学模式在适应新时代教学环境时尚待完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中医经典等级考试背景下《伤寒论》教学改进方法:在理解基础上注重原文背诵,夯实基础;重视中医基础课程与经典课程衔接和结合,开展整合式教学;梳理与其他中医经典在知识结构方面的联系,注重理论互参;引导学生博览群家,注重病案学习。以期提高教学质量及应试效果。

出土秦简所见商鞅变法的支撑体系

借助标准化研究的前沿理念对商鞅变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鞅变法所采用的方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标准化理念迥然不同。商鞅在推行县制的过程中,为保障大规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了包括信息体系、监管体系、行政体系在内的完整的支撑体系。围绕各项强国目标,秦持续完善配套的制度;而国力的显著增强,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制度建设的需求。这种良性循环使变法过程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成功。

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秦国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这种传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把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全国的道路。商鞅还注重对秦国文化传统的改造与整合 ,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 ,制订出具体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 ;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 ,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 ,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乘势而行、借势而进、因势利导 ,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从西周开始,中国盛行大家庭制。商鞅变法时两次颁布《分户令》,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分户令》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挖掘人力资源,增加国家租税收入,扩大徭役来源;有助于改变戎狄风俗,提高秦人的文化层次,使秦文化从戎狄文化圈中超越出来,达到或超越中原文化的水平。

商鞅变法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

商鞅变法在我国古代变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与社会面貌,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通过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的研究分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供有益借鉴。

商鞅变法与秦王朝之兴衰研究

秦国商鞅变法在我国古代变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场深刻、全面、成功的改革,是改变秦国整体实力与社会面貌的成功范例,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变法虽然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留下的理论、经验、教训十分丰富,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对商鞅变法与秦王朝兴衰关系的研究分析,发现经验和教训,以求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背景下,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商鞅变法的文化环境

春秋时期,秦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战国初年,简公、献公的改革更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宗法制在秦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秦得以敞国门纳贤才,为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文化条件。秦人轻视德、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价值观驱使秦统治者极力追求权力和空间,促成了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保证了变法的彻底进行。

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

商鞅在变法中并没有推行过强制分户的措施。学界所谓商鞅通过重赋、刑罚等手段取缔扩大家庭、推行核心家庭的传统观点,实际上是误解史籍记载本意、错会商鞅变法宗旨的结果,并无真凭实据。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

秦国作为战国初期的落后国家,在商鞅变法后,先后超越当时的强国魏国和齐国,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制度创新是秦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商子范式的整体治国思想体系的创新;二是商子的具体治国理念,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商子在解决三农问题、以法治国、政治上下流动等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创新精神,并在秦国的制度上体现出来。

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改革之一,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使秦国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坚定地执行商鞅变法的思想路线。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商鞅变法的政治思想一直沿用,并发展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着手,科学评价并结合当前法治建设的实际进行反思,扬弃并举,传承超越,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仍具有的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秦国商业及货币形态析述

抑商思想兴起于农村公社经济结构业已解体,而封建社会趋于形成的那个历史转换期。为防止过度繁荣的商品交易分流农业劳动力,削弱租税、兵役、徭役这三根政权支柱,列国大都不同程度地施行抑商政策。以力倡耕、战为核心任务的秦国商鞅变法,被认为抑商表现最为突出。其实商鞅的抑商只是重农的辅策,并未显示出多大的力度。变法后秦国的商业随着国家的强盛而继续发展,其货币流通量的剧增及货币形态的演进,便是有力的说明。

秦及汉初家庭结构研究

由于史料稀缺的原因,学术界对秦及汉初家庭结构的研究比较薄弱。通过对两次商鞅变法进行研究发现,商鞅变法的分异之策已使秦国的主要家庭结构成为小家庭,同时直接影响到了秦朝的家庭结构,这一点也得到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印证。秦朝的家庭结构在汉初得到了承继。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及相关材料的研究发现,汉初庶民家庭结构均以两代人组成的夫妻子型家庭为主流,同居共财的大家族很少。

战国前期的变法活动及其历史教训

战国前期的三场著名变法活动不仅深刻影响了三个国家社会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在这场变法浪潮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李悝变法",其成效有力促成了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李悝变法"曾使魏国社会发展领先于其他各国,但因变法不够彻底,终难使魏国走上长久的富国强兵之路。急风暴雨式的"吴起变法"强度虽大,但留给楚国的却是社会撕裂和永久隐患。最成功的当属"商鞅变法",既全面又合理,对秦国社会和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三十年清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