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

有夏一代,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游牧而游农、由游农而定居农业生活。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型,缘于商族在每一步军事胜利和占领之后,其所接触或打败的那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模式都会被积极进取、善于学习的商族人所接受,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文化上落后、经济上单一的商族的发展和进步,促使它向着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农业经济靠拢和转变。分析先商考古学文化遗迹,这种经济转型是有迹可循的。

试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的人群构成——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本文认为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主要有周人和殷遗民两个大的群体,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区分。这一分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周人对殷遗民的安置策略。先周时期传统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殷遗民,说明这两地在先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遗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这些聚落往往位于传统周人聚落区以外,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或许还有一定形式的监管。

早商晚段至殷墟时期商人与东夷的文化融合

商人与东夷间的文化融合是随着早商晚段以降,商夷联盟被双方间的战争打破,进而导致商人势力的东渐而实现的。商夷文化融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夷人商化。同时,这种文化的融合还只是呈点状分布。在据点之外的海岱广大地区,东夷文化势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商代对晋南地区的经营

晋南地区是商朝极力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商时期对晋南地区的军事防御是早商时期经营有夏之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资料表明,由于商朝国力的衰落和晋南地区土著势力的强大,中商时期,商朝一度放松了对河东、晋南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重点加强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经营。晚商时期,商朝军事力量在晋南地区进进出出,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实力的消长和晋南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商朝对晋南地区的持续政治、军事经营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境内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周朝建立前夕,文王之世在晋南地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并对晋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鹤壁刘庄墓地族属研究

本文依托人类学理论,探讨了二里头时期由四种考古学文化构成的墓地人群的族属。刘庄墓地的规划和墓葬定位、墓地结构反映的多层级亲属组织,各考古学文化死者社会地位排序,同一考古学文化死者财富地位差异等方面均体现了商族的族群认同和意识特征,因此该墓地是商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族墓地。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提出商人是以假想的血缘根基构建族群起源,并有意识地抹去商代以前作为商人主体的下七垣文化人群的真实起源。

从元代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

上都扈从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的生产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节日民俗文化进行掘微与阐释,发现元代的上都地区民俗,虽然已开始向汉民族靠拢,但仍保持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所以扈从诗中表现的上都民俗丰富多彩,堪称是元代上都民俗文化的长廊,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

青铜觯的分布以及相关问题

青铜觯是主要流行于晚商、西周早期的一类重要青铜酒器。本文在分析青铜觯的分布以及总结区域特征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分布特点先论定铜觯的商文化性质,然后讨论分布反映出的商周王朝疆域的变化。

三代宗法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传播论

夏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和戎族,他们的社会分化与中原王朝通过征伐战争等措施推进其强势宗法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在中原王朝强势文化的作用下,包括羌族和戎族在内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华化(或汉化)已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试论尚德义花腔艺术歌曲的“民族因素”

本文论述尚德义的花腔作品使用了传统音乐语言,对其旋律手法、调式音阶、和声语言及节奏节拍,并在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

淮河流域早期族群被史称为夷、东夷、徐夷、淮夷,创造了独特的文明。淮域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夏商周三代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由冲突而融合,文明相互交流而融汇,社会结构由血缘关系而地域关系。秦汉时期,淮域族群终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了解。

“狞厉的美”再审视:殷商青铜文化的审美二重性

如果审美文化研究不能准确反映特定时代人群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感,就失去了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意义。李泽厚认为殷商青铜器具有“狞厉的美”的判断,忽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主体特征。殷商青铜器在神与人、君王与族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包含情感、信息沟通两条轨迹系统,承担了双重任务。

夏商之际郑州商城与望京楼城邑族属问题刍议

考古发现表明夏商之际郑州商城与望京楼城邑的文化性质存在相似性。但重新梳理郑州商城与望京楼城邑的文化遗存,发现它们的文化因素存在一些差别,郑州商城在夏商之际与南关外遗存、下七垣文化有重要关系,而望京楼城邑则还有东下冯因素的参与。结合文献资料,发现郑州商城所在地于夏商之际的变化符合“韦亳”向商汤灭夏后所居之“郑亳”的变化,望京楼城邑应当是“昆吾之居”。

“敬天”与“射天”:上古夏、夷族群融合之殇

上古中国西部族群多源于氐羌,其酋豪曰"大",死则火葬,灵魂"登遐"升至山上(祖山)谓之"天"。甲金文"天"字即"大"上加一横或圆圈,表示在上、上面、神灵之意,是以又有"天在山中"之说。文献如《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记载西方羌戎之人对于被俘本身并不特别担忧,最为担心的是死后灵魂能否"登遐"升天,即回归祖山圣地,此即西部族群的"敬天"传统。上古人认为族与族之战也是神与神之争,因此东方殷人、夷人西征夏、周要"射天"、射山、搏木偶"天神"。这个习俗远可追溯到尧时的羿"射日(天)",晚则战国宋王偃还在"射天笞地",都是对于西部族群神灵之"天"的厌胜之术,所谓"威服天下鬼神"。汉民族融合早期主要是西部诸夏族群与东部商夷族群之间交合的历史,长期交往中伴随着征战与杀伐,最后形成血的凝聚。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的逐渐明晰,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这一点。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

甲骨金文中的朿族与商周东土族群流动

商周族群流动研究关乎国家形态、社会形态与民族融合等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商周地理研究的系统化,细致梳理商周时期东土族群的分衍、流动及其成因,已成为可能。甲骨与金文中习见的朿族具有典型意义,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可知,商周朿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山东泰安、泗水一带的朿地。晚商时期,形成朿正、朿舟、朿保与朿厚等分族,均盘踞于母族的周边。另有部分族众因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徙居殷都安阳。西周早期,在王朝武力胁迫之下,朿族宗子徙居成周,在洛阳北窑留下了墓葬遗址。昭王时期有部分子嗣因战功出任王官,并进一步西迁宗周,形成新的分族"朿■"氏。但依然有族人留居东土,即汶水下游地带的朿厚氏与朿蛇氏,其中朿蛇氏一直延续至两周之际。商周朿族的分衍变迁,是东土族群流动总貌的折射。其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动因,对分析东土其余族群的分衍变迁有重要借鉴作用。族群流动并非是整个族氏组织全体搬迁的现象揭示,相关研究有助于今人对商周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的准确把握,深刻理解血族组织地缘化的过程。

试论鲁北地区的珍珠门文化

珍珠门文化作为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首先发现于胶东地区。随着鲁北地区考古材料的丰富,特别是潍坊汇泉庄、淄川北沈马等遗址的发掘,表明以素面红陶鬲为代表的非典型商周文化遗存应属于岳石文化之后珍珠门文化的范畴。鲁北地区作为珍珠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存续下限可至西周中晚期,说明该地区的夷人文化系统并没有被商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从西周早期开始,东夷土著文化与周文化逐渐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因素也逐渐融入周文化之中。

闽侯黄土仑“土鼓”小议

福建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是闽侯鸿尾中学于1974年夏天开辟操场时发现的。此后福建省博物馆曾多次进行调查和试掘。1978年1月至4月，曾发掘700平方米。此外，几年来共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遗物近200件，并于1984年发表简报。该遗址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1300年±50年．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

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

夷式簋是商及西周时期分布于鲁北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陶器。本文对夷式簋的研究历史、出土背景、器物组合、流行地域及年代进行了梳理,对夷式簋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族群流动做了研究,指出了商末周初夷式簋的西向传播可能与以秦人为代表的东夷族群的西迁有关。

从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谈东夷族群的流动与分化

自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的商人东进,在山东境内造成了商与东夷文化的对峙。地理格局的差异,对商人在其东土不同区域的统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商人东进改变了夷人的分布地域、政治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面貌,造成其内部体系的初步分化;加上周人东征,最终造成了淮夷与东夷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