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科技考古鉴定与分析

通过人及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陕西清涧后刘家塔墓地4座墓葬的日历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M1年代略早于其他墓葬。墓地出土人骨6例,均为成年个体,男性多于女性。该人群骨骼创伤与病理现象多见,骨膜炎、“跪距面”高发,日常食物以粟、黍等C4类为主并摄入较多动物蛋白。M4所出2例马骨均为青壮年雄性个体,骨骼尺寸大多处于中国商周时期家马范围之内,健康状况整体较好,饮食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干预。M1和M3棺木用材为冷杉属,M1所出车马器和M3所出铜斧内木材为榆属。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9~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后刘家塔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现4座商代贵族墓葬。墓葬虽均被盗扰,仍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件器物,其中以车马器最多,还发现了墓室内葬车遗存。大量随葬品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色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该墓地是目前发掘的黄土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墓葬,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陕西周至郑家滩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郑家滩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集贤镇郑家滩村西北。2022年4~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灰坑、陶窑、沟等遗迹,出土了陶、石、玉、骨角器等遗物。该遗址遗迹关系较为复杂,出土遗物年代主要集中在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二期,是目前发现的关中地区早商时期最西部的一个遗址,为进一步研究该区域的文化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状况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其中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上庙地点2022年发掘简报

2022年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考古队,继续对陕西旬邑县西头遗址上庙地点发掘区进行发掘。本年度清理商周时期墓葬10余座,墓葬年代集中在商末至西周早期,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此次发掘为泾河流域商周时期聚落特征及社会演进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赵家台与独山居址区发掘简报

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是周原地区一处大型商周时期聚落,可能为非姬姓高级贵族的采邑。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遗址内的赵家台、独山两处居址区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先周晚期至西周时期灰坑33座,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由此确认了这两处居址区的年代与性质,并对孔头沟遗址的聚落结构与经济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获商末周初遗存也有助于先周文化探索的深入开展。

商周时期丙族的族属及相关问题探研

殷商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灵石旌介两地。通过分析得知,丙族为殷商王族,最初居住在安阳附近,与商王室关系十分密切。晋南灵石旌介一带丙族的存在是统治者将该族群派遣至商王朝西土镇守边疆的反映。商周战争之际,丙族始终与商军一起奋力抗周,其并未提前归顺于周。西周建立后,周王将丙族遗民分迁于各地。不过作为军事实力较强的殷商王族,大量丙族成员被安置于宗周地区。该族虽曾在克商战争中与周为敌,但仍受到西周统治者重用,社会政治地位较高。

滁河流域商代文化遗存分期及文化因素构成探析——以典型陶器为研究视角

据文献所载,位于江淮地区南部的滁河流域在商时期为各夷族集团活动频繁区域,所呈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文章以大城墩遗址为典型遗址进行分期,结合其他文化遗存和烟大古堆新材料,将该地区商代文化遗存分为三小期前后两阶段。通过各期文化特征的梳理,对该地区文化因素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为理清该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研究基础。

郑州商城区域的汉代聚落再探

长期以来,郑州商城内城都是城市选址的中心区,经过数次补筑和改建,该地至今仍是郑州市区的中心。现今郑州旧城与其南部重叠,以往被认为是汉代营建的“管县”,这不符合文献记载。郑州商城内城的汉代遗存以普通生活居住区为主,没有因郑州旧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差异。郑州旧城北城垣始建于唐代,这与其自此成为稳定的地方州县治所息息相关。郑州商城区域的汉代聚落是汉代县城之下的基层城邑,依托于战国时期对郑州商城内城垣的修补,文献将其称为“管叔邑(管邑)”,源自周初封管的历史记忆。该聚落为地区交通枢纽,是县下一处聚落中心,战国秦汉时期应在此置有“亭”。

湖北黄梅意生寺遗址发掘报告

湖北黄梅意生寺遗址是配合黄黄高速公路建设所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早商遗址,其上限可早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这次发掘揭露出了一批早商遗存,器物的演变具有连续性,它们既包含了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较强烈的地方特征,是研究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

上海马桥夏商原始瓷的制作工艺研究

上海马桥夏商遗址出土我国最早的原始瓷，不仅有原始青釉瓷，还有原始黑釉瓷。其胎组成以含高硅（７．６～７５．８％）、低铝（１６．３～１９．１％）为特征，与浙江、江苏商周原始瓷胎组成接近，胎中莫来石发育良好。釉层透明光亮，玻化程度好，有少量残留物和气泡，釉的ＲＯ－分子数为０．８１～０．８９５，都属钙质釉。

上海马桥夏商陶器研究

上海马桥夏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硬陶和软陶二类，硬陶是在１０７７ ～１１１４ ℃左右温度下烧成，胎中有莫来石晶体，不发生过烧现象；软陶一般在１０００ ℃以下的温度烧成，故胎中无莫来石晶体。部分样品表面有涂层和印纹装饰，涂层分二种：（１） 残留物较多的富玻璃相涂层，（２） 细胎泥涂层。还有二样品局部表面有很薄（１０ ～５０μｍ） 玻化层，这可能是样品在高温下烧成时由草木灰落在器皿表面而生成。

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针对江淮之地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可以将学术史分为三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和初步繁荣期。受材料所限,前期研究的时空范围十分有限,参与学者少,研究方法单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但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仍受到很大限制。最近30年,大量新材料得以公布,期间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角度多样,研究热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呈现出一片初步繁荣的局面。

皖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皖北地区青铜器已有较多发现,并涵盖商周各个时段,器形多样,文化风格多属于中原系统,也不乏一些地方特色,但不够突出,总体上尚未形成若干标志性地方器型。皖北沿淮河一带区域在文化特征上与淮河以南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北部地区则与中原和山东地区风格接近。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零星的器物的文字考释上,比较性和宏观性研究则相对薄弱。

红外光谱技术对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古玉器上蜡工艺的揭示及其意义

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是广东省目前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商周时期墓葬群，该墓地出土的玉器样品通过一系列的科学鉴定研究后发现，玉器的红外光谱在2960cm^-1（相对较弱）、2920和2853cm^-1附近出现了2～3个明显的特征性吸收峰，结合对纯蜡样品、现代上蜡玉器样品的测试比较，认为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玉器在加工过程中曾经经过上蜡处理，首次揭示出商周时期岭南先民掌握了在加工中利用蜡来增加玉器美观技术的事实。

夏商周时期的森林生态思想简析

夏、商与西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先民们为了发展农业而大面积毁林开荒,砍伐林木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致使破坏森林资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并时常引发生态危害。为了节制森林利用和减缓生态破坏,更有效地保护利用森林资源,产生了某些较原始的关于森林利用和生态保护的思想意识,包括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对“木”的认识,阴阳学说与生态安全,森林与生态资源持续利用等思想。在这些朴素的生态思想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下,相对加强了对森林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试论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万州中坝子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以商周时期文化为主的重要遗存。经过近年来的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灰坑、墓葬、水田等多处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一大批陶、石、骨、铜器等遗物。根据陶器组合及型式变化和地层关系,本文将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分为二期四段。通过对比,其年代与鄂西地区的中堡岛三期类型、川西地区的三星堆二期文化大致相当。另外,因中坝子遗址位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对该遗址的研究也为探索早期巴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商鞅的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析论

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到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既有战略高度的认识,又有非常务实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其中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战国李悝提出的"尽地利之教"的农本思想,使之更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