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亲情感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调适——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为个案

传统的宗法观念拥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影响深远。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拥有“国际都市”头衔、以开放著称的上海,也可以看到孝亲情感的长期影响力,做寿之风盛行,丧葬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工业文明和现代都市的包裹之下,宗法观念、孝亲情感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以现代性为标识的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重点所在。政府应该审慎对待传统宗法孝亲观念,辩证地看待其民族性与世界性,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生存发展的有效路径。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上海设计现代性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上海设计现代性研究是通过探讨江南文化与上海设计的关系,以其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为聚焦点研究上海设计,主要采用纵向性研究、横向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江南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现代性;第二,海派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理性现代性;第三,海派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现代审美。上海设计现代性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吸收西方近现代设计文化养料,在都市化的空间场与时间流中呈现科学理性、实践理性与人文理性等特征,在审美上呈现出清隽、超拔、现代、雅化、精致的意蕴。这是当今上海设计进一步开拓创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质,也是上海设计的文化内涵。

移风易俗与传统延续: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团结婚”仪式与婚礼服

上海开埠后社会风俗受西潮冲击,“文明结婚”兴起,西式婚礼服随之流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率先组织“集团结婚”,同时规定男子婚礼服款式为蓝袍和黑褂。本文针对集团结婚仪式中“新风”与“旧服”并存现象,探讨其成因及意义,并考证目前尚不明确的女性婚礼服款式和色彩。研究认为集团结婚使民众的婚礼仪式由家族私密空间向社会公共空间转变,是上海婚俗进一步西化的体现;同时由于“国家在场”的影响,婚礼服中虽使用西式头纱,但主体仍为中国传统服饰,有效平衡了上海婚礼的国际性与本土性。

标准与卫生:近代上海公共室内菜场建筑形制演变浅析(1870-1935年)

1864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建立第一个公共菜场,至1949年,上海共有22个公共室内菜场.文章首先分析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室内菜场建筑的分布和选址特征;继而通过案例,分析了公共室内菜场建筑的空间形制及变迁;文章着重从交易空间、辅助空间、结构、设备等方面研究了室内菜场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也讨论了公共室内菜场的卫生制度.文章指出,公共室内菜场建筑是近代上海一种重要的市政建筑,具有市场空间和市政空间的双重属性,标准化设计和卫生制度是其实现这种双重属性的基础.

从近代上海眉勒看中西文化交融

近代上海女性热衷佩戴珠花眉勒,这在中国其他地区女性服饰装扮中没有像如此集中的表现。文章运用图像、实物和文字史料等方法,探讨了近代上海眉勒造型艺术,梳理了近代上海眉勒时尚传播,由此管窥中西文化交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眉勒是女性自我身份的象征和自我观念的表达,其中的珠花眉勒受到欧洲新艺术运动影响,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生事物,也是外来文化在上海引起的风气自信;由于近代上海社会性社交活动平台的产生,女性通过珠花眉勒与服饰相搭配参与社会活动;上海时尚领袖通过穿戴包括眉勤的服饰在十里洋场参加公共活动、在时尚空间里进行炫耀性表演,她们的审美影响其他阶层女性。这些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

权力、医学与环境:“SanitaryStation”在近代上海的创制与定型

作为华洋杂处的重要通商口岸,近代上海面临检疫问题的复杂程度高于其他地区。自1894年开始,上海各方势力在协作中逐渐完成检疫机构的建制化。细究其建立及初期沿革历程可见,江海关、工部局、上海道台等机构以自身特有的知识脉络,对检疫站的性质、职能等问题作出各异之解读。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海港检疫机构完成了由简易棚屋向系统站点的转变,这一过程,杂糅着权力博弈、医学知识竞逐、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1894—1904年为上海海港检疫转型阶段,奠定其制度之先进性。

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现代性悖论及其城市空间生产异化的批判思考——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以来,深受资本逻辑宰制,以理性和主体性为根基的现代性一方面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伴随着自身发展走向其对立面,致使理性与主体性危机在城市空间集中爆发。城市空间生产既面临被工具理性异化的困境,又呈现出对异质容受的价值追求。回顾历史,受资本现代性异化的影响,近代上海光鲜亮丽的城区中夹杂着阴暗逼仄的缝隙空间,并在其中孕育着各类奇异的建筑物及其多元场景,以一种异质聚合的假晶结构对抗着资本逻辑的冷酷与现实,体现着现代性的悖论。反思当代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生产既应坚持现代性发展理念,又应正视资本逻辑和城市各主体发展差异性的矛盾,秉持辩证的态度对空间异质性受容,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情之所。

上海张园水泥花砖装饰纹样研究

近代水泥花砖起源于十九世纪欧洲,一度盛行于法、英、德等国家。水泥花砖在十九世纪末期伴随欧洲殖民扩展与文化输入传入中国。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民族水泥工业的发展,水泥花砖开始在中国开埠城市的公共建筑及民居建筑中广泛使用。建造于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张园里弄建筑是研究民国时期水泥花砖的一处珍贵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考察与记录,从装饰纹样与艺术风格的角度,全面整理了张园水泥花砖的纹样类型,溯源纹样的文化母题推测其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嬗变,总结水泥花砖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意义。

近代上海西式女鞋流行类别与本土化改良

通过对近代上海流行的西方女鞋类别进行梳理,阐述了每种款式类别的造型特征与艺术特色。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上海女鞋在遵循西方流行的基础上,呈现出本土化改良的发展趋势,分为以中为主的材料改良、以西为主的鞋楦改良和中西合璧的帮样改良三种类别,针对这三类改良展开设计分析,得出近代上海西式女鞋本土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成果可补充中国近代女鞋发展史,为探求当代中国女鞋设计的本土化之路提供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超大城市水安全战略思考——以上海市为例

超大城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水旱灾害风险、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重要工作。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当前超大城市现代化面临的水安全新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水安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介绍了上海做好水安全工作的“三步走”总体战略和构建“五个体系”总体布局的新实践。

上海深化新一轮教育综合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教育综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以调适、完善为主要措施的“修正性改革”。要厘清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突出综合改革的社会统领性机制;厘清重点突破与统筹推进的关系,突出综合改革的整体性立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管办评分离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作为“国家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载具——以1930年代日设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为服务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将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国家动员体系之内,同时完成了其社会文化资源的国家化过程。日本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在中国(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图书馆,对中国社会进行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将本应为社会公益的图书馆事业赋予国家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渗透功能。1936年日本在上海设立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是日本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馆的创设及运营,皆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作为辅助其进行所谓“文化圣战”的阵地。历史考察发现,日设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机构,其管理与运营体现出日本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的目标性;对这一机构设立和运营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从中窥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行为逻辑,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状貌。

近代上海出版职业群体空间生产探析——以福州路出版业集聚现象为考察对象

作为专业化的出版职业群体,其实践具有共同事业、相互投入、共享资源的特征。近代上海出版职业群体在兼具缝隙效应形成的政治空间、自由竞争形成的商业空间和市民(读者)认可的“文化街”(文化空间)的书局集聚的福州路开展空间生产活动,并由此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带有现代出版特征的生产关系、出版观念。福州路出版职业群体以空间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实践,满足了社会变迁中民众对出版文化的需求,也留存了富含现代出版意涵的物质遗产,唤醒了人的记忆之场,成为我国出版文化产生、延续的合法性资源。

新旧互望:论鸳蝴散文及其与海派散文的关系

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之间并非直接的源与流的关系,这一点类似于小说,也别于小说。鸳蝴散文直接由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过渡而来,也一直鼓胀着传统文学的“言志”或“性灵”,而非小说一直以来追求的“市井”或“文娱”。但作为双线发展,同期、同域、“他者”“借镜”的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一直存有着复杂的对话关系,更先期体现着海派散文的基本特征。它们共同体现着上海都市的发生语境,以及老上海的精神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新旧海派散文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中心点”(与“政治中心点”的北京相对举)的上海所形成的非统一、非逻辑、有差异、未完成的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一种趋于民间、现实、生活的大众文化,一种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都市文化,却也代表了近代整个的中国都市文化,表征了特定时段的都市中国——一个有别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物质文明的城市中国。

上海绅商王晓籁义演筹赈述论

近代上海商界知名人物王晓籁曾任上海市总商会会长等职,是典型的上海绅商代表。他在上海从事商务活动的同时也参与较多慈善公益活动,组织并参与义演赈灾,积极为抗战筹款,在义演筹赈中充当了三重角色,是支撑义演筹赈的重要人物。王晓籁义演筹赈既有组织活动也有个体行为,在商人阶层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近代商人阶层是一种举足轻重、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经商牟利的同时也有社会担当,既有个人抱负与事业追求,也在为民做事与己而乐。王晓籁义演筹赈活动具有社会动员价值与时代意义。

近代海派文化与报刊诗话转型述略

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海派文化一直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重商主义、功利主义与市民化的文明新态日渐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独特文化格局。它在推动海上文化向市场扩张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艺术的思想观念,推动着近代海派文化的变革。受海派文化影响,近代报刊诗话也在转型发展,从不同层面反映出海派文化的社会图景。既有近代报刊诗话中的海派文化描绘,又有报刊诗话中的海派文明阐扬,也有报刊诗话中的海派文学使命。报刊诗话以其在转型中新的时代特质,造就了海派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萌芽——以1927年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近代服装变迁对海派衣柜功能设计的影响

海派家具在短短数十年间,在结合中西文化下,实现了中国传统家具向现代家具的迅速转型,传统衣柜也是在海派家具中开启实质性的转变。对于海派家具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围绕其发展、风格特征、形式的变化来阐述,目前关于近代服装对海派衣柜影响的研究尚少。根据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近代服装影响下海派衣柜的发展历程,得出以下具体功能设计的变化,即洋服盛行影响下海派衣柜立式空间的增添、折叠空间的保留和抽屉空间的设置;融贯中西服装新理念下海派衣柜储藏空间的增大、镜子的使用以及型号更加完善。通过近代服装变迁对海派衣柜功能设计影响的研究,以求丰富海派家具理论体系,开阔海派家具研究视角。

上海加快启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国资国企改革路径做出了顶层部署。对比国内外的经济复苏政策,在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上海应从企业发展层面着手,关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现金流稳定与扶持政策力度,以“产业链、新基建”为经济增长开辟空间,以“要素流动、国资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源泉,将举措落实与国内新冠疫情、长三角产业链与国际形势挂钩,加强突发事件下经济平稳运行的方案研究,争取迅速呈现实体经济极具韧性的发展复苏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