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宇澄《繁花》的艺术特色

金宇澄的《繁花》围绕三位男主人公沪生、阿宝和阿毛的人生经历讲述了20世纪下半叶上海市井生活的百态。《繁花》作为一部地域小说,在题材上通过衣食住呈现鲜明的上海地方特色;在结构上采用双线并行、交叉叙述的叙述方式;在修辞手法上运用多种隐喻手法使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语言风格上将上海方言与普通话巧妙融合,同时穿插多种方言,以人物对话推进故事情节发展,以宏大的视角囊括上海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作家对老上海的追忆和对现实的迷茫感伤,仿如一部上海“百科全书”。

老派上海话常用语法特点分析

该文主要基于诸多实例,从复句、隐性关联词、语序(各种句子成分的前置、后置)、一般疑问句的不同表示方式、重复句、话题句、时态、书面语等方面分析了(老派)上海话的语法特点,例如,助词可作为关联词,状语一般后置,受事宾语常常前置,地点名词和方位名词常常前置,一般疑问句有非常多的表达形式,上海话既有很多的成分省略现象,动词重复的句子又非常多,上海话也是话题句非常普遍的方言。在此基础上思考上海话书面语,上海话书面语与口头语是一致的,建议用上海话写作不要受普通话和文言文影响,旨在让大众了解上海话。

音变中的情境效应和词汇效应——以上海市区方言/A~/的产出与感知合并为例

本研究旨在考察音变过程中的情境效应与词汇效应,从而探讨音系—语音映射关系的两种模型——生成模型与样例模型。我们对上海市区方言/A~/的产出与感知两方面的合并情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情境效应与词汇效应均对/A~/的合并进程造成影响。这一结果支持基于使用的音系—语音映射模型。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今天上海市区方言里,/A~/对立在产出方面仍有显著差异;而在感知方面,/A~/在一部分词中已经完全合并,在另一部分词中接近但是尚未达到完全合并。

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及其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音

文章介绍了美国传教士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以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等传教士创制的上海土音新字翻译编写的上海话本《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将其内容与罗伯聃(Robert Thom)所翻译的文言本的《意拾喻言》进行了比较,并整理分析了该书所反映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音系特点。

方言经验对早期沪语儿童汉语语音意识的影响

近年来,对汉语儿童的英语语音意识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方言儿童的汉语语音意识的研究很少。汉语是一种具有众多方言的独特语言,许多方言和标准语的语言体系有着显著差异。具有方言和普通话早期经验的双语儿童在汉语语音意识上是否存在优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从心理语言学层面上,母语学习中获得的语言能力或普遍语法可以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二是从语言学层面上来讲,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存在干扰作用。那么双语儿童在汉语语音意识上比单一普通话儿童是否存在优势呢?本研究将进行调查。实验选取72名4岁、5岁和6岁学前儿童为被试,每个年龄组各24人,其中沪语儿童和单一普通话儿童各12名。采用听觉呈现方法对所选被试进行汉语语音意识水平的测试,包括声调意识、声母意识和韵母意识三部分,并收集儿童的口语资料。结果表明:虽然沪语儿童声母意识和韵母意识主效应不显著,但沪语儿童语音意识总成绩和声调意识成绩均比单一普通话儿童高;沪语儿童汉语语音意识优势不受年龄的影响。本研究启示是,上海地区学前儿童学习标准语(普通话)之外应鼓励使用沪语。

上海土著学生语言行为报告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绝大多数的上海土著学生(约75%)习得的第一语言仍是上海话,而有48%的上海土著学生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单独习得上海话的土著学生,普通话的精通比率为63%,同时习得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土著学生,普通话的精通比率为74%,普通话都成为他们的优势语言。目前,土著学生家庭生活中使用比率最高的仍是上海话,但普通话也开始应用于土著家庭内部的交际;在公共场合,普通话取代了上海话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职能,成为土著学生公共交际的首选用语。

从上海方言看海派文化

上海方言精细表现了上海这个国际化城市的精气神,生动精准地展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和中西融合、博大多元、雅俗同赏的海派文化时代风貌。上海从农业文化、手工业文化为主的城市转变为一个商业化、工业化的都市,这些变化反映在上海话语汇上。大批商业词语在上海话中产生,还蔓延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使日常生活用语带有商务气息。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让上海人在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上海方言词语。上海方言的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也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的文化对优化语言的重要作用。海派的沪语形象渗透在上海人海派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话是一种时代层次和社会层次十分丰富的语言。传承上海话,就是传承和发扬上海这个都市的文化基因。

宁波话与上海话比较及其历史成因

宁波话与上海话语音的相似程度较高。本文拟通过对宁波话与上海话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以及语气腔调的比较,阐述两种方言之间的异同及其历史成因:一是很深的渊源关系;二是宁波人善于经商,社会地位较高;三是便捷的宁波与上海水路交通。

语音分析软件Speech Analyzer和Praat在上海市区方言鼻化韵单一化演变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方言语音演变研究中音位的确定主要以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为多,音位归纳主要凭个人经验。若记音人本身记音能力有限,可能造成记录结果与方言实际读音存在偏差。因此,如果在传统记音方法的基础上,辅以语音分析软件,将使方言语音研究更为精密、客观。以Speech Analyzer和Praat语音分析软件为例,結合上海市区方言鼻化韵单一化,即鼻化韵中前a后ɑ的对立完全消失,发成中A这一语音演变现象,以Speech Analyzer确定鼻化元音位置,以Praat做共振峰分析,为这一语音演变现象的确定提供证据。

论上海话的使役、被动标记

上海话的"叫/让/拨"都能表示使役,不过,它们分别表示不同的使役。论文对此提出了新的归类及其理据。论文主要就"拨"由本来的给予义扩展为被动的语法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语料的调查和分析后论证了"拨"是经由否定的使役(即不许可)扩展为被动的。从语义上看,只有表示不许可的"拨"才既有使役的解读,又有被动的解读。正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的连接才促使"拨"成为使役和被动标记的。

语言的社会地位与文化之关系探析——上海话言语现象个案研究

世界语言学发展史表明,语言的社会地位是随着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文化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与人的认知特点相互作用产生文化观念,语言或言语的一些特性又使文化观念成了语言或言语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又制约人的心理,调节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的互动过程,是文化决定语言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施受关系之表达与南北类型特征制约——以《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译本为例

在《官话指南》中,有标的处置式、被动式在粤语、沪语中都不是优势句式,沪语是受事前置优先的语序,粤语则是受事成分偏后的语序,而官话口语多依据标记词"把""呌"等标明施受关系。被动标记"拨"、"俾"与"呌"之间的来源具有南北类型的区别。受官话影响层次,粤语沿用了中古之后被动标记"被",而沪语受明代以来"把"字被动的类推,用被动标记词"拨"。同理,粤语有"俾";处置标记"担/拿"、"扌戒"与"将/把",都经历从动词虚化为工具格到处置格标记途径。受官话影响,粤语保存了中古之后处置标记"将",沪语在某种程度上,受明代以来介词"拿"的影响,用处置标记"拿"。这些充分说明了语言同义结构的共时平面变异,是历时演变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上的反映。

《新小儿语》:吉卜林童话的早期方言译本研究

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童话故事集《原来如此》,1912年由美国长老会费启鸿师母最早译介到中国,题为《新小儿语》。《原来如此》是现代童话的典范之作,它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创作,同时又把成人的智慧、体验、思考和愿望熔铸于其中的奇幻故事。《新小儿语》的翻译为中国现代童话的写作提供了文体和语体的范式。为了契合原著口语化的特征,译者采用上海方言进行翻译,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语气、口吻和神态,译文也更为简明易懂,适合儿童阅读。这一译本不仅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推动白话文运动进程也不无助益。

浅析上海方言的词缀

汉语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性变体,具有特殊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有着地方性特征。本文以上海方言词汇为语料,阐释上海话中部分常用词缀的构词现状和语法功能,并展示了上海话与普通话的关系。

上海话与普通话的脑功能成像研究

目的:探讨青年人在受到上海话和普通话刺激时脑功能激活区的差异。方法:选取6名上海本地人、6名非上海本地人接受上海话或普通话双音节词发音听觉任务刺激,并用反馈键判断所听双音节词是否与实际词一致,所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上海本地人听普通话和上海话脑功能激活区域无统计学差异,而非上海本地人听普通话和上海话脑功能激活区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上海本地人与非上海本地人在听普通话和上海话时,双侧大脑的颞上回、额下回、额中回、顶内沟、枕叶、棱状回、中央前回和辅助运动皮质区均有激活。上海本地人听普通话时,双侧颞上回、枕叶激活较听上海话强,但听上海话时激活范围比听普通话时更大。非上海本地人在听普通话时辅助皮质区激活范围大于上海话刺激,听上海话时顶内沟有激活而听普通话时没有,且枕叶激活也比听普通话激活范围大。结论:上海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任务的脑区激活特点反映了不同语言者在接受不同语言刺激时具有相对独特的脑加工过程。

上海方言的组合式谓补结构

上海方言中有"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构成的补语是组合式的;从语义上看,它们可构成能否补语、情态补语、程度补语。这三个补语标记是多功能的,它们构成的补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考察上海方言中带能否补语、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谓补结构,探讨"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的异同及其组合式谓补结构在上海方言中的使用,并从方言的句法扩散、历史来源与层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解释。

明清苏沪方言研究述要

明清时期是吴语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用吴语创作的白话小说、戏曲、民歌以及研究吴语的专著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明清吴语的宝贵资料。苏州话和上海话是吴语的代表方言,考察这两种方言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明清吴语的研究概貌。涉及明清苏沪方言的成果比较丰硕,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共时平面和历史演变研究都有所涉猎。不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方言材料使用过狭,方言文字较少有人涉及等。

上海话若干语法现象的调查和量化分析

用社会语言学问卷调查的方法,选择上海话的若干语法现象,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上海人进行调查,并进行了定量分析,希望能揭示上海话语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汉语南方方言中与普通话相异的语法形式探析

汉语南方言方言中有一些与普通话相异的语法形式。文章以客家话、上海话为汉语南方方言的代表;以傣语为百越语代表,揭示三者共同与普通话相异的语法形式。试图通过比较探讨一些语法问题: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某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准确的语法意义以及受到百越语言的影响。

萧山方言是非问与上海方言是非问比较研究

是非问是疑问的一种,常根据疑问语气和语气词划分内部研究角度。笔者因区域之便对萧山方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与泛吴语的大同,但亦存在差异,在此将它分为三类讨论,并与上海方言是非问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