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历史考察(1925-1933)

干部训练班是一种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集中培训方式,是党内训练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与早期留苏学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共出于对革命形势的考量。基于早期党内外革命骨干培育经验、地方党团组织的前期实践,考虑到早期无法大规模公开办学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干部训练班政策应运而生。根据党内教育方针与政策具体内容的演变特征,可将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早期发展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是最早且最普遍开办干部训练班的地区之一,在训练班的领导组织、教学要求、学员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探索。尽管干部训练班的规范性与训练实效均有待增强,且缺乏政权保护,但早期干部训练班仅为干部培养方式的一种。中共在上海当地的办学实践为此后更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历史经验。

龙华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建党精神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

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大革命失败后的淬炼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建党精神形成的显著标志和物质载体,上海龙华是一处典型时空场域;龙华的考验是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试金石。正是经历了“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龙华”这一系列的时空转换和实践淬炼,伟大建党精神完成了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龙华英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在他们身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气节同时迸发出最强光芒。

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

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实与上海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诸有利因素有关,是历史诸因素合力的结果。所谓"天时",是指1927年以前上海与中共城市中心的革命主题及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相耦合,并占有主导地位。所谓"地利",是指上海具备适宜革命成长的土壤。所谓"人和",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当然,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主题的转换,国民党及租界对中国共产党迫害的加剧,致使诸有利因素逐渐消解,中共中央遂于1933年春迁往中央苏区。此举既是形势所迫,亦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理应跟随革命主题的改变做出应有的调适。

对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责任的再讨论

1926年10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战争发动武装起义。起义没有成功。根据俄方解密档案和相关资料,可以认为:将中共上海区委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对立起来,认为起义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过分依赖资产阶级从而贻误时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教育家杜国庠功行的铭述追望

杜国庠澄海志学,东瀛修习。毕业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兼行自由研究和个别教育,宣传新兴学说,剖析学校制度。出任中学校长,试行"亲爱力学"说。指导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秘密活动,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战后在上海,有公开的文化身份,有隐匿的政治使命。1950年始,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合二为一,在学术复元、基础重建、制度改革、文化再造等方面,不舍昼夜。杜国庠的信仰与行动一体,性情与职业无隙,气节才望及其教育家形象,固不显扬。年谱、文编、诗文全集之类基础材料未备,有关论文不多,专题著作罕见。对这位摩诘稀声的教育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到苏区提款”:苏区为上海中共中央输送黄金之考察——以赣东北、中央苏区为中心

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作为硬通货的黄金,一直是支撑中共革命的重要战略资源。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经费不能有效供给上海中共中央之时,由各苏区自下而上提供经费支援,成为上海中共中央的战略选择。"运金上海"正是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的内容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赣东北和中央苏区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收集了大量黄金,它们在战时交通员输送下,经由不同的秘密交通线而运抵上海。苏区支援的大量黄金为中共中央继续立足上海,指挥全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