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与出路:晚清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述论

上海广方言馆在1863年至1905年所存续的四十二年中,从汉族文童内招考了五百多名学生。广方言馆学生的知识构成以西文西语见长,而算学、天文、制造等科程度尚浅。在“中体西用”的培养宗旨下,中学实属必要,但所习内容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或奖励学生以功名,或学生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自始至终存在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学生修业期满后,一般有选送京师同文馆、留江南制造局任教习、出洋留学和就职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几种出路,而更多的学生寻求出路受阻。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面临着中学与西学的双重压力,既无法摆脱对科举出身的依赖,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出身与出路的困境中艰难成长。

李鸿章与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兴

李鸿章在上海奏设广方言馆,赞助并参与格致书院的创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风气开化、启蒙当时人们的近代意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其后的社会变革在思想上、人力上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李鸿章倡导西学的实际行动,以及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启迪了人们的心灵,普及了国民的近代知识和观念,在国内社会、尤其是处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技的潮流,经世性成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并为上海成为民国时期的全国文化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学贯中西,身遍寰球:上海广方言馆的翻译及外事人才

作为晚清时期用于培养外语人才的官办新式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在四十二载办学历程中培养出数量颇丰的翻译及外事人才,这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和外交活动密不可分。本文着眼于广方言馆翻译及外事人才的培养和产出,重点爬梳其外语人才的培养方式和相关学生的职业去向,探讨其在中国近代翻译史和外交史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广方言馆培养的译者与使者遍布世界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外交流的语言障碍,促进了晚清社会对西方科技及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并对中国近代外交队伍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