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凭造假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以留日文凭造假和上海律师公会为例

为应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近代国家积极倡导、鼓励出国留学,优先录用归国留学生,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国史上大规模的留学潮流,其中尤以留学日本占多数。受文凭主义及外国文凭甄别难的影响,出现大量假冒日本大学文凭、混入重要职位的现象,其中以骗取律师资格进入律师行业最为严重。为此,近代国家进行了积极治理,虽然治理效果不显,但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治理却较有成效。

国家与社会组织对留学文凭的共同监管——以民国时期的汉密尔登文凭案为例

近代社会转型急需大量的法政人才,在国家与社会共同推动下,留学日本及欧美的法政学生激增,"野鸡大学"、"速成班"与函授大学大行其道,贩卖"汉密尔登"假留学文凭猖獗。近代国家采取多项举措应对,取得一定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假冒现象。国家授权包括律师公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参与监管,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前仅流于形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政府改变了以往"司法不党"传统,对律师公会进行了改组,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与积极性。在国家与社会对留学生文凭共同监管中,上海律师公会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关国家机关不仅切实地配合了留学文凭监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共同监管与治理中的良性互动,有效地治理了近代留学生文凭的泛滥与假冒现象。

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法律业务

民国时期的上海本土律师主要通过发布广告,开展交际活动,依靠掮客这三个途径来获得他们的法律业务。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律师还有不少偏见,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政治局势下,律师的活动仍然要受到种种牵制,但在经过改革形成的新的法律制度中,他们的工作仍然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民国律师的养成与律师制度的局限——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例

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律师人数最多的城市,多数法学院校也倾向于培养律师,不仅专门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在办学过程中也为学生成功取得律师资格提供诸多方便。此外,校方也善于利用免试取得律师证书的规定,通过篡改成绩和刻意提高分数的方式帮助其毕业生获得律师资格。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应当归结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监督法学院办学过程中的措施失当律师准入制度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却变相给予了学校进一步操作的空间,毕业文凭与免试取得律师证书成为各校新的资本,学校、教员和学生在法律教育的过程中达成了教育目标上的默契。

上海律师公会与近代社会组织治理

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宗族社会控制模式逐渐失效,近代中国政府被动引入西方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社会组织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这种治理体系弥补了近代中央权威衰微以及社会多元化治理的不足。上海律师公会治理严格依据国家颁布的律师章程和律师公会制定的律师公会章程两大规范,建构了三级组织机构的公会治理体系,每一级机构都出台了详细的民主议事规则或办事细则,一切会务依照规定分别交由不同机构办理。上海律师公会严格依法进行了民主规范治理,逐渐成为其他律师公会仿效的榜样。上海律师公会在治理中,还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并与国家进行了良性互动。

证书的交易:民国律师制度的变革与上海法学教育的附生(1912～1937年)

民国律师制度自构建之初就已埋下隐患,其对律师准入资格松散的规定,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汉密尔登文凭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该案凸显出了法科毕业证书与律师准入资格之间的密切关联。1937年前,上海私立法学院校尽管经历了数次整顿,但其商业化的属性始终存在,且逐渐与律师制度的局限相结合,呈现出向后者依附的发展迹象。这也使法律人养成与执业律师之间的联系演化为毕业证书与律师证书之间的简单"交易"。这种变化不仅降低了近代律师群体的职业素养,也对律师的社会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将会为当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完善与法律教育的深入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之论析

192 7— 1 937年十年间 ,上海的律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业律师的队伍规模、队伍构成、收入水平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促进上海律师业发展的原因有很多 ,而上海经济的发展、租界法权的逐步收回、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上海“三界鼎立”的格局是主要原因。上海律师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突破 ,这说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已全面展开。

女子法学教育与女性法律人的养成--以上海女律师为例

民国女律师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女性正式踏足法律界的新格局。女律师是女性法律职业者的典型代表,也是女性法律职业者的最初职业身份。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女律师的培养方式核心就在于女子法学教育。回眸中国女律师成长历程,先后经历了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随着国家大环境的变迁,女律师以及中国的女子法学教育的发展也随之沉浮。审视每一阶段中国女律师的成长路径,她们始终处于律师职业中的弱势地位,始终有一块无法打破的“玻璃天花板”。

职业歧视与行业应对:民初徐碧云诈骗案探析

民初北京发生一起极为平常的诈骗案,但因徐碧云名伶身份,引发了社会的口诛笔伐,不仅极大损害伶人形象,而且进一步引发律师等对伶人的职业歧视。京师地方检察厅依法轻判,但远在上海的王开疆律师因案犯的伶人身份主张严惩,其带有歧视的言论进一步贬损了伶人形象与名誉,遭到上海伶界联合会严词驳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王开疆“当然尊重贵会诸君”之表达,又引起上海律师界的不满,认为向“低贱”伶人表示尊重与道歉,便是自我贬损。徐碧云案引发民初伶人歧视、职业贵贱等问题,透视出民初提倡社会平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上海伶界联合会等在捍卫伶人职业形象与职业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