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兵学文献所见古史构建考论

以往传世兵书中的古史记述较少,常常受到忽视。今对出土兵学文献进行考察,可以找到相当体量的古史资料。这些古史叙述一方面能补充现有诸子古史系统的缺环,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兵学文献独特的古史构建方式:如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较《孙子·行军》篇增益了“一帝二王”故事,反映出战国时期兵学文献喜谈近世和天下视野的特点;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设备》构建了“圣人作兵”的兵器发明传说,与清华简《五纪》等“蚩尤作兵”的叙事不同,是对“寝兵说”的对抗;银雀山汉简《地典》即是《尉缭子·天官》批评的“黄帝刑德”类文献,黄帝形象的冲突表明兵学文献之间亦有分歧;上博简、安大简《曹沫之陈》体现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复古的古史观,与儒、法两家皆不相同,具有独特性。

论孟子对先秦儒家战争观的继承与提升

孟子的战争观有着一套完整的逻辑框架,其中包括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前者隐含着对战争技巧的不屑态度;后者在论及具体战争中小国面对大国的攻伐时,则显示出孟子战争观念的局限所在,这种局限恰好在于孟子对战争技巧的反对。然而从孟子对《司马法》的继承中能够得知孟子并非接触不到有关战争技巧的理论资源。其反对的原因在于儒家内部理论体系的惯性和学派论辩的话语需要。至战国中后期,孟子战争理论在《曹沫之陈》的承继与超越中实现了儒家学说的蜕变。

“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郭店简”与“上博简”是近年来较为重要的出土文献。从内容来看,它们收录了一批先秦儒家文献,对于今人了解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郭店简”继承了孔子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内在化重构,通过“以情释乐”,将情感树立为音乐得以产生的形下本原以及乐教得以生效的前提,深化了儒家乐教的内在转向;第二,“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收录了一批极可能是孔子本人对《诗经》中诸多篇章的解读,能对今人探析孔子所说“郑声淫”的含义、郑声与郑风之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参考。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沪简《周易》选释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从简帛医书看《内经》足六脉病候

《内经》中《灵枢.经脉》以外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到经脉病候,其中集中论述经脉病候的大都以足六脉形式表述。研究表明,足六脉病候与简帛经脉病候关系密切,提示我们,一方面,经脉病候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灵枢.经脉》;另一方面,简帛经脉文献的影响相当深远。将观察经脉病候概念的视野扩大,并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审视,有利于深化对经脉病候甚至早期经脉理论的理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缁衣》与传世本《礼记》再对比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都有一篇《缁衣》,其内容与《礼记.缁衣》大致相当,但文字上有较大歧异。从这些歧异中可以大致看出战国到汉初儒家经典文本歧变的一般规律,这包括外在语言形式的改善、儒家思想的增强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向。对这些文字歧异的研究不仅可以校勘《礼记》,而且对美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上博简《凡物流形》的思想主旨与学派归属

上博简《凡物流形》篇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很多人讨论它的学派属性问题,将其归为道家学派的观点影响较大。这种分析法在方法论上有可质疑之处。实际上,《凡物流形》思想来源比较驳杂,说明其作者可能学习过不同来源的思想。又《凡物流形》有甲乙两本,可以表明《凡物流形》流传比较广。则其作者在当时至少在一定地域之内,很可能是比较著名的人,足以自成一家。那么,《凡物流形》所属的学派,其名称就应该以此篇的作者为名。

上博简(三)《彭祖》篇校读琐记

上博简(三)《彭祖》一篇在释文和注释方面多有可商榷者,本文参照历史文献,对该篇的部分字句加以新的解释。

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

"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的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语"在发展分化中,实录性质有所减弱,多少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体,被称为"百家语"。先秦时期,对文体的界定相当模糊,在"语"这个宽泛的文体里,可以说,"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对于我们认识"语"文体很有启发意义。作为篇题的"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

《上博简(二)》《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

《上博简(二)》中的《容成氏》篇记载了上古帝王的传说事迹,内容十分重要。但是原书整理者在对竹简进行拼合编连时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很多本来文义清楚的地方变得含混不清,全文的叙事脉络也由此而变得混乱。后经北京大学陈剑先生重新整理编连后,已基本上可以通读,但仍有几支简的位置不太好确定。拟在陈剑先生研究听基础上,对这几支简的简序重新进行编排,并结合历史文献,对简文中的相关文句加以解释。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

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

有关先秦历史人物的史事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历着史官记载——口述史——史官再记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人会因音近而出现异名,其事可能会有所增益或失真。纠缠不已的"曹刿—曹沫"的相关问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上博简第四册《曹沫之陈》篇,曹刿、曹沫的本字""或"蔑"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先秦时期人物史事流传与演变的这一特点。这对于认识先秦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杂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民之父母》篇中的"勿"应该读作"物",从"言"从"午"从"又"的字应该释为"语"。论文还就《容成氏》篇的"密"字与古文字"审"进行形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避免因二字字形相近而产生误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释文、注释或可商榷。《子羔》1、6号简的文字应读作"使无有小大、肥瘠",同篇12号简中"玄丘之内"应读为"玄丘之氵内",《昔者君老》4号简中的"发命不夜"读作"废命不赦",《容成氏》5号简中的"各得其"应读作"各得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