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上博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札記

上博簡5“檊童”讀爲“幹棟”,比喻國家重要的賢能之人。簡11下和簡18上編聯後,簡文中的“是”讀爲“寔”。“古女”當讀爲“胡如”。“疋”當讀爲“胥”,相、輔佐。簡文的意思是説:不如您來輔佐我怎麽樣?簡22下應點斷爲:“滅速,毋亘才。■〓殜比■,邦相壞毁。衆必亞善,臤人……”“■〓”爲重文,前一字讀“苟”,如果、如若之義。後一字讀“後”。簡文是個複句,“苟後世比亂,邦將壞毁”表假設,下半句表示這種假設條件下可能的結果。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释文、注释或可商榷。《子羔》1、6号简的文字应读作"使无有小大、肥瘠",同篇12号简中"玄丘之内"应读为"玄丘之氵内",《昔者君老》4号简中的"发命不夜"读作"废命不赦",《容成氏》5号简中的"各得其"应读作"各得其列"。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劄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等。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战国楚竹书与儒家“理想社会”构建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的社会关系即"人伦"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理想中通过君子个体到家族伦理关系所表达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构建出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精神的逻辑发展轨迹。由此横断面所管窥出的政治思想,还能使我们联想到其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似均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奠定其主干。

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发生时间考及其他

上博简(五)《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当是一篇。简文中日食发生的时间,应在齐桓公四十一年。此时,竖刁和易牙在齐桓公朝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他们多年用心的结果。易牙、竖刁朋党群与,惟利是视,其危害性为鲍叔牙和隰朋所认识。鲍叔牙、隰朋作为正直的官员,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借助日食这种天象,对桓公讽谏。管仲在临终之前,也曾经劝诫桓公。齐桓公听取了谏议,决定任用贤者,并发布命令,进行各种设施的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上博八》考释三则

《上博八》出版以后,又为一些以前不甚明了的古文字字形提供了新材料,如《成王既邦》中的"豫"字;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楚辞体的出现。可以说整理者的研究功不可没,但对《有皇将起》简4的"改"、《李颂》简1的"仓",以及《命》篇"视日"的具体含义似乎仍有讨论的空间。

战国楚简的发现和《礼记》研究的反思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发现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的公布,轰动了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这批楚简,与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和道家《老子》等文献,关系最为密切,从而引发对两千年《礼记》研究的反思。文章从《礼记》研究存在的问题、《礼记》的真伪、《礼记》与秦汉学者的关系、《礼记》研究的意义等四个方面,探讨《礼记》研究的现状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礼记》不存在真伪问题,主要是四十六篇成篇年代先后的问题。四十六篇中的大多数和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都是先秦之作。秦汉学者在四十六篇的流传和整理中,功劳卓著。戴圣将《曲礼》等四十六篇编成《礼记》,后经郑玄等人的注解,基本奠定了《礼记》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浙江大学藏简辨伪

《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左第67简、第68简、第11简、第32简、第33简、第34简、第55简、第98简、第99简、第75简、第76简、第58简、第14简、第1简以及《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至第1简伪迹十分明显,终于露出了《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是伪作的马脚,从根本上解决了浙江大学藏简的真伪问题。

上博简孔子言论修辞初探

上博简孔子言论的修辞已娴熟使用比喻、夸张、对偶、排比、反诘、重言等常用修辞手段,具体表现为:多种比喻交相辉映,夸张扬厉壮彩增色,对偶工整和谐流畅,排比使用语势宏大,强烈反诘表意鲜明,重言、格言踵事增华,等等。上博简孔子言论,已是较为成熟的散文作品。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与先秦美学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出版,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被厘定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简《诗论》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有着突出的意义,它表明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出了具有一定水准的批评体系,除了道家美学之外儒家亦有着较为丰富的美学思想,孔门诗论与《乐记》《诗序》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填补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段空白。

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零札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五册出版以来,已经有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但在字词考释方面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其它古文字材料与楚竹书进行对比,并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照,对《容成氏》中的"其德酋清"、《内豊》中的"奂"字以及《弟子问》中的"登年"等字词进行重新考释。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内豊》篇集释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中的《内豊》篇的部分内容与传世本《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与"曾子事父母"中的部分内容相同或相近,另外还有些未见于传世文献的内容,是一篇珍贵而较重要的先秦儒家文献。自上博四简公布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内豊》提出了释读意见。本集注收集了迄今重要的观点,详为之察辨,且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上博楚竹书散论

按有关文献材料,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言虫虫)”当读为“谗”;“(方心)”读为“谤”;“改”可读为“妃”、“(臣巳女)”,匹配之意。简一五“及其人”之上,当补以“思”字。“覃”字从“寻”、从“由”,两者皆为声符。

汉字字体识别的灰度设计——以“上博简”字体为例

以"上博简"字体为例,将字体设计与视觉识别原理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汉字字体设计中影响字体识别的灰度因素进行探索、总结,通过"上博简"字体与同时期简字体和现当代字体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得出汉字字体设计中对灰度把控的指导性规律,同时将二者结合进行实践验证,采用科学量化的实验分析灰度影响字体识别的根本因素,从而构建字体识别研究分析体系和评价体系,旨在推动汉字字体设计理论和方法论的完善。

“六同”新诂

"六同"的训诂历来不能厌饫人心。文章通过先秦两汉典籍中十二筒、十二管、十二钟等名称的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献中"同"字的用法,推断十二同和十二律本来都是指十二根用来定声的竹管,"六律六同"的本义由此可以确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