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三十年代上海阅读指导述评

阅读推广在民国文献中的表现形式为阅读指导。民国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图书馆数量居于全国之首,但一般民众对于阅读图书感觉并不需要。为培养民众阅读兴趣,图书馆突破传统藏书楼“重藏轻用”桎梏,兴起“开放潮流”,吸引民众到图书馆来,推送图书到民众中去,指导民众阅读。文章从原始资料入手,对这一时期上海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与指导实践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阅读推广工作有所启发。

从申曲到沪剧:民国沪剧同业组织与沪剧改良

民国时期上海的沪剧同业组织是沪剧艺人的联合体。沪剧同业组织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申曲歌剧研究会和沪剧研究会两个阶段,沪剧同业组织对沪剧的改良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者需要依据史实客观评价沪剧同业组织对沪剧改良的作用而不宜拔高,各沪剧团和沪剧同业组织共同推动了沪剧改良。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女性发型流变对民国上海旗袍的影响

女性发型是集装饰与实用为一体的造型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上海引领了中国女性时尚的转折,女性发型则是其时尚形成的先行军。以月份牌为参照,通过女性发型的流变探析民国上海旗袍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成因。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及审美观念的转型,是海派服饰时尚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上海残疾院及其慈善活动研究(1919-1937)

民国是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重要时期,慈善组织的专门性不断加强,救济方式逐渐由养济结合的消极方式向教养结合的积极方式转变。1919年5月,沪上绅商王一亭创办上海残疾院,专门收容教养贫苦无依、不能自谋生计的残疾人,特别注重残疾人的技能培养,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而且正式将残疾人群体独立纳入上海社会救济网络。虽然该院的救济范围有限,但是在民国政府不作为或难作为的情况下起到了补充作用。

民国时期《上海漫画》字体设计特征研究

选取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刊行社汇编的《上海漫画》漫画专刊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独特的文字设计语言,讨论民国时期都市文化与文字设计实践的交互关系,以期找寻其设计规律为当代字体设计发展提供借鉴。

新中国戏曲编剧人才培养的一次有益探索——1956年上海市文化局戏曲编剧训练班考论

1956年上海市文化局开办的“戏曲编剧训练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开办的第一个以“培养戏曲编剧”为目标的戏曲教育组织。由于史料相对稀见,故而鲜有学者对此次训练班作出细致完整的考述。通过对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史料进行爬梳,旨在还原此次训练班的真实面貌。上海市文化局戏曲编剧训练班的开办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学员的创作素养与编剧水平;也带动全国各省市出现开办编剧训练班的热潮;同时也为新中国戏曲编剧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在戏曲编剧人才培育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特色经验,值得当下戏曲教育的组织者加以借鉴与发扬。

民国时期慈善治理监督机制的历史经验与借鉴启示

民国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为了加强慈善治理与监督机制建设,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民国北洋政府对慈善组织立案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则开展了以慈善组织立案为重点,以整理慈善组织财产、发放慈善组织补助为内容的慈善治理机制建设。民国时期建立了包括政府监督、社会监督、慈善组织内部监督、慈善组织行业监督在内的慈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向历史取经,要重视慈善组织立案工作、推动《慈善法》修法、推进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推动多方力量共同监督等,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迈向新征程。

民国作家罗韦士生平及其报刊文言小说研究

罗韦士是民国初期报刊上非常活跃的小说作家,生于1900年之前,约卒于1917年夏天。其创作的短篇小说以文言为主,在题材上以爱情婚姻和侠客技击类占主导,在创作手法上具有新旧结合的特点。他的文言小说继承了传统文言小说的某些体式,又融入了场景或议论开篇以及对话描写和心理描写等新小说技法,在结局安排上体现出浓郁的悲剧感伤色彩,其叙事所用语言也是较为浅显的文言,体现了易代之际小说的典型特征。

民国时期西方现代装饰设计色彩观念在上海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作为最显著的非构筑性要素之一,色彩在设计学科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在近代中国设计史的讨论语境中,针对形态现代性转变的研究较多,但基于色彩现代性演变的探讨则是学界关注较少的方面。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最前沿,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深入剖析这一问题的优质样本。研究基于对历史文献与人物的考察,并结合对设计案例的分析,以西方现代室内装饰色彩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在民国上海的传播与影响进行考察。探查推动这一传播的主体与方式,以及对传统中国室内装饰色彩观念的影响。为理解中国近代室内设计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一个重要但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色彩视角”。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从鲁迅观影看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制度(1927—1936)

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检查制度经历了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三个阶段.每阶段的检查主体、检查标准、检查程序等各不相同,且呈现出由自愿到强制,由个体到普遍,由民间到官方,由地方到中央的过程。鲁迅居上海时期所观电影的被检情况,折射出各阶段电影检查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其对电影检查的批评意见则呈现出明显的个体特征。从鲁迅的观影来探查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制度,不仅是深入解读后期鲁迅思想的一把钥匙,亦是理解民国时期上海政治文化生活的极佳例证。

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苏城隐贫会研究

民国初年 ,随着政治、经济变迁的演进 ,以及西力东渐的影响 ,江南的民间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苏州隐贫会的发起、组织及其活动具有代表性。与苏州其他慈善团体的活动作比较 ,民间慈善组织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及文化道德的变迁。

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研究

函授教育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学习时间灵活,教育费用低廉,不受地域限制等种种优点。以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为据,兼及参考其他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教育情况,考察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办学史及教学各环节的相关内容。由于战争导致图书馆事业衰败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民国上海报刊广告中的文艺性和商业性表达——以《申报》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上海报刊广告中散文体、书信体、小说体、说明文体、诗歌体、议论文体等竞相呈现,海派文化艺术特色明显。上海发达的工商业环境、文化人才的聚集、市民社会的成长,为报刊广告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在商业性表达中,民国上海报刊广告处处体现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昭示着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由是,报刊广告作为一种重要的都市日常生活内容呈现在人们面前。报刊广告的日常性本质上源自时代性与延续性的结合,具体表现为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尤其是实用性和趣味性的结合。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

中国救济妇孺会是由浙江旅沪同乡团体专门为了救济被拐妇孺而发起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救济妇孺会组织严密,其内部机构设置采取董事委员会下的分工合作制;理念先进,收容救济与教育改造并重;体制健全,在管理上实行民主的管理方式和严格的制度管理模式。除了其内部组织的严密性和理念管理的先进性之外,中国救济妇孺会筹措经费的方式也颇具时代特色。中国救济妇孺会自筹善款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对外演出的营业性收入,也有利用会展组织临时募捐的行为,更不乏与其他慈善组织联合起来组团募捐的筹集方式。所有这些虽然透露出民国上海慈善事业运转的艰辛与无奈,但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分析又恰恰可以反映出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代表的民国上海慈善组织已然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