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以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为例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慈善事业也开始迈入新阶段。在开展救济的过程中,以盛宣怀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不断拓宽救济范围,逐渐突破传统善堂的局限。为了更好地缓解灾民之苦,盛宣怀与江南绅商在慈善救济上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共同创办一系列慈善机构。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是盛宣怀和江南绅商联合救济事业的典型,二者的管理运作模式与传统善堂相比,有很大突破,深刻烙印着“南人”办事的色彩,开办模式既影响了同时代的慈善机构,也为传统善堂向近代新型慈善机构转变提供了借鉴。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上海市防灾救灾系统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对上海当前防灾救灾系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上海及其它城市的防灾救灾系统管理体系的改进与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1941年底上海公粜米价格的形成及其成本结构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粮食管理委员会于1941年底成立,举办了为期2个月的公粜。公粜米价的初定基本上是按照市场价格决定的,而其上涨体现了该委员会的利益诉求。公粜米价成本结构包括了领米款、运费、栈租、折耗、麻袋保证金等几个部分,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粮食供给复杂的利益分割环境。此次公粜不仅对上海粮食供给形式作用有限,还由于该委员会追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了其应有的公益性,更不可能达到汪伪政权收买人心的目的。

民国时期乞丐及乞丐的救济——以上海乞丐群体为例

乞丐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是社会贫富不均和阶级分化的产物。民国时期,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乞丐大本营,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深思。乞丐增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担和压力,并且也出现了一些救济和防范乞丐的新的措施和思想,它为我们解决乞丐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济事业

上海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起组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收容救助难民,设立南市难民区,实施难民教育,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并开展医疗卫生救助服务,救死扶伤,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淞沪战争期间的甬商支前与救济活动

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是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其战场都是在淞沪地区。两次淞沪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上海而战,两次淞沪战争给日寇相当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神话和"速战速决"计划。作为浙商重要组成部分的甬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积极投入淞沪抗战,支援前线奋战的抗日将士,为前线将士募集慰劳金和慰劳品,救济灾变难民不辞辛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甬商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对于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1931年水灾中的山东及其救治——以《申报》所载资料为例

1931年全国范围的水灾,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损失惨重。文章结合当时具有重要作用的报刊《申报》,以山东省为视角,探讨山东作为受水灾影响严重的大省之一,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此次水灾的救治工作。

众说纷纭的“上海小姐”

1946年,“上海小姐”竞选活动以为苏北难民募集赈灾款的名义举办,引起了各方关注。以《申报》为代表的媒体配合官方宣传,对竞选一事的慈善意义大肆宣扬,甚至不惜弱化此事的娱乐意味,却未能掩盖住各种质疑的声音。除了沪上的小报特别借此良机报道花边新闻,调侃、讽刺参选人外,人们还对活动的慈善意图、竞选方式等提出了各种批评。当代的评论则又呈现出或批判竞选黑幕或怀旧等不同趋向,但大体都否定了它的“慈善”功能,呈现出一边倒的舆论趋势。

近代上海票友义演助赈活动——以《申报》相关刊载为中心的考察

票友是近代上海戏剧界异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义演是票友参与社会演出的特殊形式,肩负着赈济灾荒的社会公益属性。由于义演的规模一般较大,参与人数众多,受经费限制,广泛邀请票友助阵成为当时减省开支的最佳选择。于票友而言,参与义演不仅能够突破个人自娱的局限,还可展现其社会责任心,进而提升演出者的名声。通过义演活动,票友在社会认可和个体心理两方面均完成了由“自娱”向“娱人”的过渡转化。《申报》等大众媒体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使得公众对名票的追逐热情不断高涨,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戏剧市场的发展。

官义合作——1929年浙江台州水灾救济述论

1929年台州水灾救济历时一年,施赈活动大致按照急赈、冬赈、春赈、工赈的顺序渐次进行,还兼办平粜,基本做到了救人救彻。办赈过程中,浙江省政府与台灾急振会、中国济生会通力合作,实现了三者间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流通与互补。具体的救济实践也揭示出政府与慈善团体关系的复杂面相,即政府的优惠政策既能成为义赈的助力,如果缺乏执行力也有可能阻碍赈务;官义合作以官赈遵守义赈原则,不损害义赈组织办赈自主权为基础。

医疗与慈善:“上海时疫医院”及其义演活动研究(1920—1949)

“上海时疫医院”是由沈敦和、朱葆三、窦耀庭等人于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一所传染病防治医院,因其位于上海市西藏中路与爱多亚路交界口,后来也被称为“西藏路时疫医院”。因为该医院的组织者多为当时上海的社会名流,所以医院运营资金较为充裕,治疗疫病成效显著,在上海地方社会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大批的难民涌入上海,使得医院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面对这种严峻考验,“上海时疫医院”通过慈善义演的方式,一方面使经费紧张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借助义演的社会渠道,为近代慈善事业与医疗事业的互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提高了医院的社会影响力。

当代海派漆器高浮雕镶嵌技艺的再造之美

随着全民美育的深入开展,传统手工艺之美越来越受人关注。漆器艺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代表着社会时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深、细、精、雅之美,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手工艺渐渐失去了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曾大力发展工艺美术,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复兴,但其最终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许多其他工艺一样,漆艺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传承与发扬传统漆艺,让海派漆器高浮雕镶嵌的传统之美、技艺之美、实用之美、自然之美为世界所了解,让传承千年的传统手工艺重新回归当今时尚生活成为当代漆艺传承人的使命,对传统技艺的拓展和升华则更体现了传承人的担当。海派漆器中的高浮雕镶嵌技艺正是这种拓展的代表。

抗战时期同乡组织的难民救助工作——以粤籍旅沪同乡会为例

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救助工作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开展,另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各界团体的共同努力。同乡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在抗战时期的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市的粤籍旅沪同乡组织为例,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主要从难民收容、难民遣送和物资筹办三个方面展开,并由此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政治社会效应,包括战争有生力量的保存、民族认同的强化、民主觉醒的推动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民国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创设中的“权”“利”之争

1922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拟组设导淮委员会,并请苏、皖、豫军民长官联衔呈咨北京政府准予立案。后由江苏督军齐燮元主导,密电北京政府俯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基于主权、经费等问题进行批驳。半年后,齐燮元复以该案连续致电北京政府,言辞激烈,且将焦点转向“导淮督办”一职。虽然北京政府坚持前议,并有沿淮省份多种力量进行抗争,但受时局、齐燮元权势上升等左右,妥协很快达成:由北京政府设导淮委员会,齐燮元兼任督办。其实,因应派系、地盘之争,齐的真实诉求乃为增辟财源,特别是听闻美国退还巨额庚款予以导淮。然而,庚款的用途主要取决于美国自身利益与认知,并未囿于所谓美国“支持”直系军阀。齐燮元在谋求无果后,直到1925年年初下野,未见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治淮举措。这一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北京政府后期的政治生态。

加征与助赈: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的附加赈捐博弈

1920—1922年间,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加征展期问题,进行了两轮、长达一年多的博弈,最终以政府当局取消上海一埠加征,改由商界捐募等额赈款而结束。上海商界反对附加赈捐,并不是不愿助赈,在附加赈捐令颁布前,商界助赈非常踊跃。商界之所以反对加征,主要是担心政府失信,加征一年变常征、加征一成变数成。这场博弈的结果是本该随货税附征的赈款,改由商界认募,从表面上看这对于灾赈似乎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既影响了赈灾公债的发行,又影响了上海商界的助赈热情,给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赈带来消极影响。

危机下的救济——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研究

国产绸缎业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因为人造丝织业的兴盛、内外税捐困扰等原因,整个行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挽救危机下的国绸,绸业商人及组织成立了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希望通过积极宣传、工艺改良等手段来重振国绸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经济环境、政府态度以及自身限制等原因,救济会所能达到的实际作用与其规划存在着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