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户籍管理思想与秦国户籍管理制度

商鞅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而秦是中国户籍制度开创与基本规模奠定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二者在户籍的编制与管理、取得户籍的资格、户籍的分类、户籍登记的内容以及户籍的变更等几个方面的比较，考察商鞅及其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秦国政策中的渗透。

上郡“龟兹”考论——以直道史研究为视角

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竞争中,龟兹曾经表现出突出的作用。在大国夹缝之中,龟兹贵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下,往往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龟兹文化面貌因汉文化的熏陶而改观,但也依然坚持自有的文化个性。上郡置"龟兹",是目前所见用西域国名命名汉地县的唯一一例,在地名学史上成为值得重视的信息。以"属国"形式控制"降附"龟兹人,也是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应予关注的重要现象。上郡龟兹"有盐官",盐运可能利用的是秦始皇直道。研究秦直道在汉代的交通功能,有必要说明上郡"龟兹"存在的意义。

《商君书》的法治思想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商君书》认为法治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途径,主张运用法治手段,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干涉主义,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指瑕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存在一些明显错误。别集应当定义为"别集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总集应当定义为"总集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其中之作品既可是文学作品也可是非文学作品。选集是收录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而全集是收录一人全部作品的集子,选集和全集属于别集,选集和全集与总集无关。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指瑕

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存在一些明显错误。别集应当定义为是收录一人作品的集子,总集应当定义为是收录多人作品的集子。其中之作品既可是文学作品也可是非文学作品。选集是收录一人部分作品的集子,而全集是收录一人全部作品的集子,选集和全集属于别集,选集和全集与总集无关。

新见秦兵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考

本文介绍了一件新见的上郡守绾戈，该戈铭文尚属首见，为秦史研究添加了新的资料。本文认为此“上郡守绾”当是见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五大夫绾”，而非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丞相王绾。

画像石中的汉代陕北社会

秦及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前,今陕北地区属上郡。元朔四年后开置西河郡,今陕北地区属上郡及西河郡黄河以西部分。依据陕北汉画像石的出土地及其题刻文字,可以明确汉代无定河曾称“圜水”,汉代西河圜阳、平周二县分别在今无定河边绥德、米脂境内,而“圜阴”或即在今绥德城西黄家塔。汉代上郡西河因为屯田积谷备胡的需要,设置有许多官职,如上郡武库令,负责武器装备的管理;属国都尉、部都尉,负责管理监护降胡和内附各族;农令、农都尉等农官负责农业水利等。中高级官吏们车骑浩荡,随从众多,相互之间公私交往都较为密切,尤其在吊丧会葬等场合讲究排场。上郡西河的民众五方杂厝、来源众多,他们日常以农牧业为生计,也经常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应征期门羽林卫士,或作为羌骑、胡骑等从军征战。服饰则呈现多元特色,既有冠帻袍服,也有尖顶帽和短衣裤装;妇女发型多样,贵族妇女的发型比之一般女性更为复杂精致,但西汉以来流行的垂髾髻仍是女性最为流行喜爱的样式。陕北汉画像石的写实风格,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今陕北地区,即汉代上郡、西河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再现了汉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秦“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置用地名补释——兼谈秦兵器铭文中的地名省称问题

本文对已公布的秦“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的置用地名加以补释,提出“徒”为“徒淫”的省称,“衍”地因无法确定加刻的时间,其可能是“衍氏”或“广衍”的省称。进而初步整理了目前所见的秦兵器二字地名的省称情况。

秦上郡治所位置与迁移考

战国时魏设上郡,治所在高奴,即今延安市。秦夺取魏上郡之地后仍以高奴为治所。秦昭襄王三年,秦取赵国西北境,占领了今陕西榆林一带,为了有效统治,把上郡治所由高奴迁移到了肤施,即今榆阳区东南一带的鱼河附近。秦始皇时期,随着直道的修通与长城的修建,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匈奴,遂把治所迁移到了阳周,即今靖边县杨桥畔。

东汉西北地区国家统治机制探蠡——以上郡(安定)属国为例

汉简《讨羌檄》中虽存错谬,然大致恢复其原貌后,亦可为探讨东汉西北地区统治机制的问题来源。通过分析《讨羌檄》中的诸问题,可以发现:东汉一朝西北地区存在六种统治机制,分别为:督率、监军(以上两种皆暂时之制)、属国、别领、郡县、特殊别领(原郡侨置,属国领郡之旧土)。因北地郡人口稀少,郡县统治的根基不牢,故上郡属国与安定郡之三水、安定属国与上郡之龟兹出现了介于“别领”与属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殊“别领”。

讀俞樾《諸子平議·商君書》記

德清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商君書》部分,舉其精到見解,檢其可議之處,略陳己見,以明是書之得失。

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中国古代法外权思想考证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禅让制时代"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思想指导下,体现出"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的人性关怀。而世袭制家天下"明德慎刑"的目的在于"其宁惟永"的统治秩序的维护。通过对儒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吕刑》与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法》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制订出内容迥异的刑罚制度,却产生了共同的社会效果,即对法外权的发展与维护和对民众权利的限制,最终合二为一。从宽到严,从简到繁的刑罚体制的构建和刑罚思想的形成,成为导致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迭的重要原因。

从睡虎地秦简看“校、徒、操”的身份

"校、徒、操"见于《商君书·境内篇》,关涉商鞅爵制等级问题,学界对其身份争议较大。本文结合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相关材料,认为"校、徒、操"尽管在军中地位较低,但并非军中杂役、苦力或工程兵,而是由高到低排列的军中小吏,且并不在商鞅爵制等级范围之内。

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三则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