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秦代刻石文共计七篇,它们反映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接受和继承。主要表现在重视国家法令、重视分职以治吏,以及民俗的法律化和对确定的大一统王朝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刻石文我们还发现,秦始皇对法家思想不是一味地继承和接受,而是同时又有所发展:他并不遵行法家着意提倡、主张的君无为臣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他不再坚持法家非常重视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而是在重农的同时也为工商业提供了适度发展空间;融阴阳家思想要素于法家之中;主张偃兵息武。这些接受和发展表现为我们动态地认识先秦法家、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商君书》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形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其主要特点是把国家战略和个人利益设定为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政府对社会经济享有超经济的控制权。《商君书》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奠定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基础,《管子》轻重理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市场的操纵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常态,并强化为封建社会财政改制的路径依赖。

评《商君书》的“自治”观

在《商君书》中,比较早地出现“自治”一词。此处之“自治”,其意即在法制的框架内,民众做好自己的份内的职事;它并不主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要求在专制主义下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商君书》中的“自治”观,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

《商君书》的成书与命名考辨

关于《商君书》的编成时间、编者及命名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它的成书上限应为前260年,而下限则难以断定;编者当为商鞅后学或商鞅学派无疑,后又经刘向手校,编定为二十九篇。它最初应无名,至刘向校定,始以《商君》为其书名,后又变为《商君书》、《商子》。

我国古代法家图书著录情况考述

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笔者以目录学著作为线索和依托,考察我国古代法家图书的著录情况,论述先秦至近代法家的撰述和注释研究状况,以此探求法家学派的发展脉络和嬗变轨迹,以及表现出来的法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各个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在此基础上考察法家经典著作《商君书》、《韩非子》。

《管子》与《商君书》经济思想之差异分析

《管子》与《商君书》是我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两朵奇葩。历史上"管、商"虽常被人并称,但二者的经济思想在调控经济的方法手段、对农工商各生产部门的认识、消费思想以及对国家与民众分配的认识等诸多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齐秦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位置和国情,二书的时代背景及管仲和商鞅个人的不同情况等方面决定的。二者经济思想的不同实际反映了齐法家与晋秦法家两种学说经济理念和齐秦两地文化传统的不同。

《商君书》君本位下的经济攫取方略

《商君书》着力于用政治权力来支配操纵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以达到富国强兵兼并天下的目的。它所构想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利出一孔、驱民于农增加社会生产,用贫富转化和消灭市场的手段尽可能地攫取社会产出,并通过重刑、告奸等制度达到对民众和官员的监督,在古代思想史中独具特色。

“圣王”观念与秦统一的历史文化建构

秦统一六国,既包括武力上的征服,也包括思想上的征服。商鞅变法之后,与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是秦对周的文化批判,此过程可称为变周政为秦政。商鞅变法为秦建立了“力争”国策,力图通过军事征服完成对秦的文化塑造。到了秦庄襄王时期,统一是秦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如何化解“力争”国策造成的东方六国的反感,需要秦国在文化上重新作出考虑。两个时代的政治家抓住“圣王”观念,并予以重新解读。《商君书》将秦君塑造成明一法度,任力不任德的“圣王”;《吕氏春秋》继而将秦君塑造成既能养生治国,又能偃荡兵燹的“圣王”。商鞅的“圣王”是对周代“圣人”的否定,吕不韦的“圣王”又是对商鞅“圣王”的补充。秦不断发明“新圣”,建立了以“圣王”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由此给出了秦统一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阐释,构建了大一统征服王朝的文化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