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

《尚书》作为中国“五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尚书》从天人关系、政治社会、个体修养三个维度构建了“尚和合”的思想结构。天人关系方面,《尚书》分别以“和生”与“合德”描述人与“自然性”之天以及“超越性”之天的关系,构建了天人之间“和生合德”的理论系统;政治社会方面,《尚书》通过阐明“惟和惟一”的君臣观、“式和民则”的教化观、“燮和天下”的天下观从而构建起“庶政惟和”的政治文化观念;个体修养方面,《尚书》指出心性涵养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和合不二,道德自觉必然涵摄身心、包举知行,从而构建了“身心合一”的修养理论。《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为当代文化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汉至六朝尚书“奏”的演变:从《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记载说起

根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诏书的程式与《独断》第二品诏书相同,以批复臣下奏事为特征。此类诏书中程式用语“奏某宫”的位置存在疑点,结合《霍光传》对废立现场的描述,可以发现文书程式中的“奏”在早期是实指尚书在御前进奏的行为。到魏晋以后,常规的御前进奏职能由尚书转移到中书,尚书官员依旧使用的文书程式用语“奏”则脱离现场的和技术性的意义,变为独立的政务处理环节。汉末《独断》的制诏之分与御史和尚书分别相应,诏书三品已初见政务分层端倪。随着魏晋以后尚书成为新宰相机构,国家文书行政体系中的政务分层也进一步发展。

论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奠基——以《尚书·洪范》篇为中心

对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来源及其理性化转向等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亦关系到对原始儒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来源于三代早期盛行的巫史传统,但对之作了理性化发展。《尚书·洪范》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卜筮为手段、以君王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的“稽疑”畴是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萌芽,而以天象为参考、以君王和各级官吏的德性为基础的“庶征”畴则是“天人合一”观理性化的提升。

《尚书》中三种中国特有文化要素的英译探索

《尚书》是记载中国上古三代历史的宏观巨著,其诵读与理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原因之一在于其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距今年代久远,诸多特有文化要素在今天很难找到参照物便利理解。中国人阅读、理解《尚书》都困难重重,《尚书》翻译的难度更可见一斑。文章拟基于《尚书》中的实际语料,探讨其中所涉及的三种中国特有文化要素(分封制、天人观和官僚体制)的翻译,并为此类文化要素萃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孟子君子观探析——从《尚书》中的启发谈起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君子观。《尚书》对孟子君子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君子观中关于君子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孝悌,以民为本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尚书》中君子思想的影响。一、君子修德《尚书》又被称之为《书》,是一部记录夏、殷、周王朝君主及诸侯的言行举止、训戒、临战檄文等内容的中国古代史书,其记录的历史长达一千三四百年。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读《尚书》,解《论语》

对于《论语》中某些有争议或误解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进行审辨。《尚书》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解读《论语》当参照《尚书》。孔子的天命观、女性观以及德政思想是《论语》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读者解读时的分歧所在。借助《尚书》对其加以解说,能得到某些启发,或许接近、符合《论语》的本义。

简论《尚书》“五福”的生命智慧

“五福”是中华文化中古老且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幸福观、生命观。“洪范九筹”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虽被箕子描述为上帝传授给禹用以治国安邦的九条大法,但作为最后一筹重要组成部分的“五福”观念映射出神权政治蓝图下人权统治手段与民众生活价值旨归的统一。《洪范》云:“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归纳了人生的五种幸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喜好美德以及老而善终。

典籍类《尚书》背景故事插画的叙事性研究

目的: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各类新颖的书籍层出不穷,人们对典籍类书籍的关注越来越少。因此,对叙事性插画在典籍类书籍及相关故事中的运用进行系统研究,将典籍类书籍的故事呈现给大众,能够激发大众对典籍类书籍的兴趣,产生进一步学习了解的心理,从而使典籍类书籍重新焕发光芒。方法:从时间性、空间性、特殊性出发,对《尚书》的背景故事进行文本梳理。将其背景故事系统地提取出来,并进行叙事性插画的创作研究,了解文本后,从中提取相关人物,根据人物特征和朝代特点进行调研,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创新风格和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从中寻求典籍故事传承发展的新路径。结果:文章探讨了各种视觉语言下典籍故事的设计与表达,发现叙事插画的情感设计可以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视觉语言来实现插画和故事的交互设计,利用画面的直观冲击力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其中蕴含的文字力量。结论:通过叙事性插画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得出叙事性插画与典籍故事的融合设计,从中了解我国先贤的智慧,知晓古代先贤治国理政的要领,知晓历朝历代兴起和衰落的原因,了解典籍传承的不易,使更多人对阅读我国历史典籍产生兴趣。

《尚书·多士》为两篇文章之误合问题探论

《尚书·多士》一向被古今学者视为一篇文献,但文中地点之矛盾说明《尚书·多士》实际上是创作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篇文献,亦即两篇文章之误合。自开头“王若曰:‘尔殷遗多士’”至“时惟天命”为周天子周公旦于他在位二年东征打败殷商叛军后,在大邑商对追随武庚叛乱失败被俘殷商贵族也是殷商官员之诰辞。自“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至文末为周天子周公旦于他在位五年三月开工营建洛邑时,在洛邑对迁到洛邑并臣服于周的“殷多士”所作诰辞。认识到这一问题,所有关于作诰对象、作诰地点甚至作诰时间的疑惑皆可涣然冰释。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尚书》所见的西周初期的司法建构

士、准人、准夫、正、司寇是西周初期司法官的称谓,反映了司法审判追求公平、公正,敬畏天道的价值理念。司法官应具有良善、理性的品格特质,司法官职业有一定的稳定性,非有违反法律和教化情形者不得离职。司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要做到公平、中正,不唯上、只唯中,且周王及其子孙均不得干预司法官裁决权的行使。对待刑事案件的态度上哀矜勿喜,在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时秉持仁善、宽严相济、义刑义杀的刑事政策。在案件事实查证方面,秉持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真实原则。

科举、出版与学术:科举考试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之影响

明代经学具有浓重的科举色彩,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和流传具有重要影响。以《尚书》著述为例,其中的举业之作居多,主要由坊间刊刻,部分由私人刊刻。部分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助力,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实现了流通的扩大化,完成了文本性质从非举业之作向举业之作的转化。明代科举考试实行本经制度,使得某些家族和地域长期奉行单经以应试,造成家族专经著述的流传与续纂、地方专经著述的刊刻与传播以及引入他经以弱化地方专经等文化现象。明代科举考试引导出版和阅读活动的偏向,使得经学举业之作严重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造成部分非举业之作只能以抄本流传,其学术价值遭到长期湮没。

论《尚书》的治国理政思想

《尚书》很多内容论及治国理政之道。治国理政应当取法政通人和、政绩显著的尧、舜,而以恶政亡国的桀、纣为戒。《尚书》的治国理政有修德、以身作则、重视古训典、勤政、公正、行赏得当、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等原则。以民为本是《尚书》中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施政应当重民、敬畏民,养民、对民众教化引导,对民众慎用刑罚。

《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识解

《尚书》为“七经之冠冕”,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基于已建成的《尚书》英汉平行语料库,以定量方式考察理雅各和彭马田两个英译本对农业术语的文化折射。研究发现:理译本在四个分项和整体上的文化折射率均低于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高,相比而言,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从识解理论的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以及详略度四个维度入手,可以阐释产生文化折射差异的认知机制,对于中国古典农业文化外译与传播有一定启发。

齐家文化彩陶中体现的《尚书》设计思想

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物质上的“器”与精神上的“道”结合在一起便是设计,本文将齐家彩陶的艺术特征与《尚书》设计思想相结合,分析了齐家文化的彩陶造物活动背后体现的以神为本、遵循内心、整体有序的设计思想,探索了齐家文化与《尚书》之间存在的时空与思想上的联系。通过研究齐家文化彩陶和《尚书》设计思想的共同点,为更深入的研究齐家文化彩陶的设计思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也为中国造物活动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搭建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