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尚书郎清浊散论

东晋时期的尚书郎多出身于高门和中低等士族,以品级较低的清流官起家,以后在清流官体系里迁转,所任最高官职一般超过寒门庶族任职的极限"五品"。因此,东晋尚书郎与西晋相比,只是官资略减而已,仍是高门和中低等士族乐意接受的官职。究其性质,无疑属于清流官的范畴。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尚书郎与两晋南朝礼制建设研究

两晋南朝时期,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在政权之外重建道德权威,并以礼的形式实行于世。尚书郎作为尚书省运转的中枢环节,为该时期礼制最终形成系统化、制度化'五礼'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尚书郎曹的机构设置、礼制职能、礼制贡献和礼制影响四个方面来考察尚书郎在重建礼制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三公曹尚书到都官尚书:尚书刑部成立的早期因素

关于尚书刑部成立的早期因素,即都官尚书缘何产生,唐人在《唐六典》中建立起的尚书刑部生成史线索“三公曹尚书—都官尚书—刑部尚书”,影响深远,但问题不少。这一看法受晋初模仿西汉重新设立了“掌刑断”的三公尚书影响很大。实际上,随着西晋末省三公尚书,出现的是“以吏部尚书兼领刑狱”的新制。以南朝司法政务分工机制而论,是删定郎典定律令,三公郎主刑断,比部郎掌律令,三者与掌选举的吏部郎皆属吏部尚书。唐人还将都官郎中的渊源追溯至汉代司隶校尉下属的都官从事。汉代都官从事最初与“中都官”(区别于地方都官系统)联系紧密,但此后两者关系渐远。至曹魏,新置与军事相关的都官郎曹,职掌明显区别于都官从事,不应认为两者有直接因袭关系。都官郎曹出现后,便与掌盗贼的二千石郎曹关系密切。直至后者在东晋消失后,才形成都官郎曹兼掌军事、刑狱(侧重刑讯罪囚)的职能,并为南朝所继承。至于都官尚书,初现于赫连夏,后见于南朝宋,因此是南朝因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制度实践的产物(却未被沈约《宋书》所提及)。但这一新因素既没有取代南朝吏部尚书兼领司法的定制,也未改变魏晋以来呈现着零散态势的司法政务运行机制。探讨都官尚书向刑部尚书的转变,还需从北朝后期制度发展中寻找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