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晋商票号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自金融企业建立之时起,它的发展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近两百年来银行危机时有发生,最近一次爆发的金融危机甚至对全球实体经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金融业的管理秩序亟待重建。晋商票号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着许多自己独创或发扬光大的管理制度,晋商票号的管理思想对现代金融企业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启示。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晋商创办票号的非生物环境简论

非生物环境是晋商创办票号的重要条件。道光年间政局相对稳定,为票号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时机,一级银行制度、混乱的货币铸造与度量衡制度使埠际汇兑困难重重,晋商正是创造性地克服了这些困难,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创办票号并使之发展成群。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

山西票号是主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三条经验可资借鉴:东伙间的信义关系为其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模式为其二;实行股俸制为其三。正是靠着这三条经验,最终成就了票号业的辉煌。

诱致性动因下的山西票号变迁及现代启示

从市场需求带来诱致性变迁角度对山西票号的变迁、变迁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给票号发展带来的路径依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代市场变化与企业行为的匹配趋势,并提出主动创新和系统思维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晋商的衰亡与风险管理——基于比较历史制度方法的分析

长期以来,在对晋商的研究和挖掘中,人们对晋商的兴起和繁荣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它的衰亡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文章应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和博弈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涉及治理结构、经营方式等管理文化变量的检验,任何一种变量都会导致晋商机构或山西票号的倒闭。晋商衰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说明以管理文化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极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对于当代企业的运营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山西票号与近代广州金融组织

山西票号诞生后不久便在广州设立了分号。在初期,由于当地金融组织以及十三行的竞争和排斥,发展比较艰难,但在后来取得了汇兑官款的权利之后,发展极其迅速,甲午战争和庚子事件后发展到了巅峰。但这一暂时的繁荣并不能挽救其衰落的命运,遭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之后,票号在广州的历史基本结束。广州当地的金融组织也因自身的落后性,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被淘汰。山西票号为广州地方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从山西票号衰亡看中国银行业的近代化趋向

中国近代银行的兴起和山西票号的衰亡,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文章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拟以山西票号衰亡为观察面,来考察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一些趋向。

山西票号与晚清周口经济

晚清时期的周口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江南商货进入北方市场的重要转运中心。丰富的商品和众多商人的聚集,使周口成为晚清时期河南与省外开展贸易的重要窗口。经济的繁荣带动了金融业的发达,最明显的就是山西票号的纷纷进驻。山西票号的到来便利了资金的融通,促进了周口市场上的商品流通。

清中后期山西票号合伙经营的多元模式及其影响

山西票号内部的三种合伙经营模式分别为:以乾盛亨为代表的单一家族投资、专营金融业模式(1+1),以蔚泰厚为代表的多元投资、专营金融业模式(N+1),以大德通(同兴裕)为代表的多家族投资、兼营金融业和实体业模式(N+N)。这三类票号虽然在资本构成上均采用银人共股的股俸制及东掌制合伙形式,但资本来源和股权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各票号的投资偏好、资本运作模式及抗风险能力均存在很大不同,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发展命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合伙经营模式不仅印证了不同票号群体间的发展路径差异,也表明清代中国的商业合伙经营已经演化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

Managing Public Finance through Palace Memorials： The Controversy over Taxation Transfer, 1860-1900

Lacking a centralized fiscal administration to manage taxation collection and transfer before 1904, the Qing court relied solely on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to enforce overland silver shipment when transferring provincial revenues. However, after 1860 provincial officials gradually discarded the conventional procedure for overland silver shipment and employed third-party private financiers to deliver provincial revenues. After four failed campaigns against private financial firms＇ interference in imperial fiscal affairs,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became ineffici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financial policies at the local level. The Qing dynasty＇s prolonged and uneasy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minimalist Confucian agrarian empire to an expanding modem fiscal state from 1860 to 1904 was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e decli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in supervising public finance and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the empire＇s increa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during that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