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研究——以山西票号为例

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作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明确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及其应用边界对企业有很大的意义。本文以山西票号为分析对象,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通过严格的文本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包括慎重选人、充分授权、培育员工、共享利益以及多维约束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以"尊贤"作为其核心理念,并强调从激励员工和约束员工两个方向协同作用,引导员工贡献于组织绩效。"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在智力密集型行业更有效率。

从辛亥革命的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由于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

山西票号的员工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借鉴

山西票号是近代中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在其生存的一百多年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能坚持经营,生意亨通,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严格而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而在当今银行业的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决定着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因此,深入总结山西票号员工管理的成功经验,对当今银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从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主要特点入手,系统总结了山西票号在员工管理方面的运作形式和主要特点,并结合现代银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所启示。

票号式诚信及其在现代金融诚信建设中的借鉴意义

"票号式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山西票号讲诚信有其独特的方式:东掌互信、无限责任、重视人的信用、诚信相与等。这种票号式诚信,既是铸就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也是导致晋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它对我们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搞好现代金融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金融创新席卷全球的大环境下,金融工具、金融手段的创新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金融诚信方式创新。

股东如何才能获得CEO承诺?——基于晋商票号的案例研究

CEO对股东的承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意义非凡,股东如何获得CEO承诺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本文以晋商票号的股东和CEO关系为分析对象,探索股东获得CEO承诺的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通过分析,本文得出晋商票号股东能够获得CEO承诺四个主要因素:基于儒家价值观与商业能力的选人标准;授予CEO充分的结构性权力;实行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全面薪酬系统;建立内外约束监督系统。在此基础上,CEO能够自我实现、获得心理授权并进行道德自律,强化了CEO的管家行为倾向,抑制了CEO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建立起对股东的承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现代中国企业股东更好地获得CEO承诺有启发意义。

制度供给不足与山西票号的衰亡

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探究,历来倍受学术界关注。但是将票号作为市场主体,研究政府制度供给与票号发展之间的关系学界则鲜有涉及。山西票号作为传统金融中最重要的经营主体,在隐性契约下已经开始充当"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但均因合法性不足而宣告流产。当新式银行创立并获得法定的近代金融业主体地位后,山西票号自然难逃衰亡命运。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

山西票号是银行,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或封建社会末期的早期银行;换言之,山西票号应是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性质的早期银行。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兑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金融需求变迁视角下山西票号衰亡及对当代启示

山西票号衰亡原因的探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但是从近代产业兴起对金融需求变迁的角度考察山西票号的衰落,学界则鲜有涉及。山西票号作为传统金融业中最重要的经营主体,由于发展的滞后性不能适应市场对金融的需求,最终失去垄断金融的优势地位,全面衰落。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冲击之下,我国商业银行应汲取山西票号业务转型的深刻历史教训,借助互联网手段与思维实现自身变革,积极融入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趋势的变化从更大维度上反映了社会变革对金融需求的变迁。

汾河河岸植被类型及其利用与保护

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境内的管涔山，是黄河水系的干流之一。主要河岸植被类型有旱柳群落、沙棘群落、赖草群落、柽柳群落、芦苇群落、香蒲群落、狭叶香蒲群落、小香蒲群落、草群落、稗草群落、假苇拂子茅群落、苔草群落、鹅绒委陵菜群落、眼子菜群落、蓼群落、狐尾藻群落、水田芥群落、莲群落、蒿群落。最后，提出了对汾河河岸植被保护利用改造的对策。

山西票号经营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微

本文从山西票号商权分离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阐述了维系这种委代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票号激励机制中的人力股制度有确定、计量和分配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而约束机制则体现在制定号规,以及基于儒家文化上的信任和忠诚方面。文章给出了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下票号委代关系的数学分析模型,并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管理中所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票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研究是基础;第二阶段的研究长达40年之久,经历了从经院式的历史考证走向历史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发展变化;21世纪以来的研究出现了显学化趋势。未来票号研究的领域将更加广泛。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空间分布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以山西省为例,借助Arc GIS的空间表达技术,利用地理集中指数、均衡度系数、基尼系数以及均衡比指数,定量分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空间分布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总体情况来看,山西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行网点数量的分布在各地级市是比较均匀的,而支行、营业所以及全部网点数量的分布在各地级市是存在差异的;2山西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类网点以及全部网点在各地级市的分布集中程度较低;3山西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类网点以及全部网点在各地级市以及山西省三大区域的分布都是比较均衡的;4人口数量与行政区划对山西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的分布影响较大,而土地面积与经济发展水平对网点分布的影响相对较小.

山西票号的利润导向

明清时代 ,山西主要从事异地款项汇兑的票号在全国以至于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山西票号的利润来源有汇费收入、存放利差、“吃空期”、平色余利、代办捐纳和印结、金融创新等 ;山西票号商人诚信品格的特点是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严格执行信约公履期、家庭教育信义忠诚、票号号规诚信约束、行业协会严格监督、重视相与和谐合作。

浅议山西票号的经营者激励机制

山西票号的激励机制是其经营管理制度中极具特色和创造力的管理机制,其有效运行造就了当时令世界惊叹的“汇通天下”。从对经营者的选拔入手,探讨了票号对经营者激励制度的形式和保障条件。通过对山西票号激励机制的分析,提出其对我国现代企业中激励问题的可借鉴之处。

东方独特的理财文化——山西票号的组织制度探讨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 ,开创了联号制、人身顶股等制度 ,是东方所特有的 ;同时 ,在资本的组织、用人制度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但由于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 。

山西省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6年开始,银监会开始了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山西作为内陆省份,为了发展三农、服务三农,也积极设立了多家村镇银行。但是,在村镇银行的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山西村镇银行的发展壮大。为了更好的发挥出村镇银行支援三农建设的初衷,提出了多种方式解决村镇银行经营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以期为山西农村进步、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山西票号人身顶股制激励机制分析

山西票号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有效的激励机制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将尝试分析人身顶股制是如何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的。鉴古可知今,理解山西票号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可以为现代企业制定激励措施提供参考。本文认为人身顶股制激励强度是合理的,并认为身股等级制、故身股和花红等身股给予方式和分红方式起到了重要激励作用,与激励强度同样重要。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

为坚持持久抗战、支援战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响应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以冀南银行为主体,开展极具针对性的农业贷款,逐步构建系统农贷制度体系,并结合农业生产及时拓展春耕、冬贷、种子和水利等专项业务,解决农业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匮乏问题,扫除了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掣肘。整体上,农贷坚持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扶助生产为中心任务,专项业务专款专用和应急救灾特点明显,使农村生产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有力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恢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