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明清陕商与关中饮食文化风尚的变迁

明代为了保障西部边关的供应,采取了“食盐开中”“棉布征实”“茶叶开中”等一系列政策,陕西商人因地理之便一跃而起,成为驰骋江淮的巨商富贾,三原、泾阳一带也成为新兴的经贸重镇。明末以来社会奢靡成风,陕西商人从江南把这种奢侈风气带回关中,客观上促进了关中饮食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明清是各大菜系成型的黄金时期,关中中心城市内在驱动力不足,陕商喜好消费不兴产置业的习俗等诸多因素,导致陕西饮食文化失去了再度复兴的难得机遇,值得深思。

1368-1911年山陕地区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

本文探讨了地方志在长时段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中的限制因素:将地方志对丰歉2种现象记载的峰值伴随出现的现象定义为“丰歉组合”现象,初步分析了其可能成因;分析了记载的完整性限制。通过引入丰歉等级非线性赋值与年际衰减指数较好地突破了这些限制,提出了新的区域农业收成序列的重建方法,该方法可以:①在保持年分辨率的同时较大程度延伸重建时间尺度;②将丰歉两种现象整合到同一序列中。利用该方法成功重建了明清时期山陕地区4个子区域的年分辨率的农业收成序列。结果表明:①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呈现40a左右准周期的低频高幅脉冲与高频低幅振荡2种波动模式;②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与气候要素存在良好的“冷抑暖扬”“干抑湿扬”的对应关系;③社会系统的“脉冲型”“适应型”“周期型”响应模式在明清时期山陕地区农业收成序列中均有体现:严重歉收事件周期性地冲击地方社会,其他绝大多数时段则以高频低幅振荡为主,而两类歉收事件均在18世纪明显减少,这些均与明清当地人口的增长态势、“康乾盛世”等史实相一致。

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明清徽商重教兴学的动因及影响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佼佼者,有着“儒商”之称的徽商在经营致富后热衷重教兴学,蔚然成风。具体言之,他们不吝资财培养子弟仕进,热心公益捐资助学,附庸风雅结交士人。而徽商的这些行为,既是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也有着鲜明的现实诉求。文章通过分析徽商重教兴学的行为动因得出,其对于其自身经营及徽州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体现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得益彰,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明清徽商藏书家藏书特点与动机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藏书鼎盛。在梳理明清时期徽商藏书特点的基础上,从贾而好儒、教育子弟、提升自身形象、结交官僚、学术研究的角度揭示徽商藏书的动机,分析徽商藏书对培养人才、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存大量文献和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与影响。

论明清徽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明清徽商的经商、公益活动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其一,他们将乡村的农产品商品化,带动了小徽州、大徽州城乡经济的繁荣;其二,他们经商致富后投身大小徽州的教育事业,提高了城乡文化水平;其三,他们积极参与大小徽州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了城乡环境和生活条件;其四,他们投身于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促进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明清徽商振兴了徽州乡村,也促进了经商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制。

明清徽商与皖江流域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皖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升,而城镇兴起发展则是其重要体现。作为当时国内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不仅经营广泛、实力雄厚,而且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多以“儒商”自居。而在当时皖江各处城镇中亦活跃着大批徽商,他们艰辛打拼、操奇计赢,在进行商业经营的同时也开展诸多社会活动,继而与地方社会保持密切互动。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明清时期陇南地区关帝庙营建研究——基于方志、碑刻资料之考察

通过利用陇南地区关帝庙相关的方志与碑刻资料,从营建心态、方式与功用三个维度阐释其营建历程。在营建心态层面,官民的功利主义取向所体现的时间段可能不同,庙宇的营建或是为满足官员的行政需要,或是与前代庙宇基础及所处地理位置相关,体现了官民利益的融合与冲突。在营建方式层面,表现为官民合作,即官方倡导—民间参与、民间自发—官方支持两种路径。在营建功用层面体现为客商的商业贸易,即以礼县为中心,造纸业、制盐业为主的贸易路线和以两当县为中心,客商与土商的初始贸易以布粟交换方式实现,双方经济实力悬殊。

略论明清时期晋商对武术的贡献

本文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在探究晋商的性格特质和晋商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把武术发展放入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对明清时期晋商、镖局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作粗浅探讨,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就教于读者,进而为代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发展特点辨析——兼论徽州武术与徽商的关系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推理等方法,结合武术基础理论,探究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基本特点,探寻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和商业的巨大成功之间的互动因素,分析商业因素对武术发展以及武术对徽商兴盛和徽州文化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力。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武术较为发达,它与徽商的兴盛以及经营特点密不可分;徽州武术,不仅为徽商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同时促进了徽州文化艺术的发展。

明清晋商万里茶路扩展动力分析——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从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区内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政策与政局的变化波动和区际产业与资本的互补四个方面,对明清晋商万里茶路的扩展动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万里茶路是集信息、资金、产业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为一体的密集经济轴带,是晋商在占主导的内核动力和起催化的外部动力复合叠加作用下累进式打造的跨区域产物。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

明清时期,由于巢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以及当地人以农为本、少事商贾习俗的影响,徽商遍布巢湖流域大小城镇和集市,在流域内从事商业经营,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特色。徽商给巢湖流域的市镇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于沟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

明清茶叶市场有初级、中级、边疆和海外运销四个类型,其时的徽州茶商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分为产销型和贩销型两类。贸易区域的扩大、饮茶风习盛行、茶叶生产的进步和商茶法的松动促进了这一时期茶叶市场的发展。徽商的发展与市场的活跃两者处在互动之中。

以关公信仰为载体的明清时期晋商精神探析

历史真实中,明清时期晋商对于关公的神性信仰深刻地影响着其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使其行为具有明确的理性特征。从个体精神的内在依托、群体精神的价值同构、商业文化的外在诠释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关公信仰与明清时期晋商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思考。

徽商与明清两浙“商籍”

明清时期,两浙盐场是仅次于两淮的全国重要产盐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该区域的盐业经营徽商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两浙商籍设立和发展过程看,业盐于两浙的徽商起到了开创和推动作用:一是积极倡言,力请盐运使与朝廷沟通,创设两浙"商籍";二是慷慨捐资,兴修书院,培养商籍弟子。明清两浙商籍制度在徽商子弟教育、江浙文教科举兴盛、商人地位提高、商业文化之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