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略论明清时期晋商对武术的贡献

本文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在探究晋商的性格特质和晋商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把武术发展放入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对明清时期晋商、镖局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作粗浅探讨,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就教于读者,进而为代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晋商万里茶路扩展动力分析——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从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区内城镇与市场的梯度差异、政策与政局的变化波动和区际产业与资本的互补四个方面,对明清晋商万里茶路的扩展动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万里茶路是集信息、资金、产业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为一体的密集经济轴带,是晋商在占主导的内核动力和起催化的外部动力复合叠加作用下累进式打造的跨区域产物。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以这一时期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其工商会馆"庙——馆——市"的合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工商会馆已不是纯粹封建行会组织,而是"庙、馆、市"合一的商人自治团体和市场组织,是中国商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现着行会的旧质在逐渐蜕变,市场新质在不断聚积,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特点。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儒商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晋商昌盛500余年探析及启示

明清晋商之所以称雄海内外商界五百余载 ,其以儒道经商 ,即诚信、重义、简约、勤奋 ,以及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是其获得商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晋商实行的股份制和两权分离的经营体制及其运作方式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商书所见清代晋商的商业教育理念——以《劝号谱》为中心

商书中所蕴含的商业规范教育、商业道德教育、商业技能教育以及商业知识教育是晋商商业教育的重要内容。晋商通过树立新的商业价值观,商人职业意识不断觉醒,通过对子弟、生徒途程观念的普及,商业经营实践中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以及对商业经营规范和道德伦理观的教育,来提升工商业经营群体的综合素养,这也是晋商在商场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劝号谱》是潞商所撰且应用较为广泛的商书,以《劝号谱》为切入点来探讨晋商商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晋商及其所建立的全国市场体系:超越施坚雅的“区域市场观”

近年来,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提出的有关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运用其理论对中国各地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质疑。本文针对施坚雅的重要理论之一"区域市场观",在前人对晋商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从晋商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体系并非如施坚雅所言机械地分成九个区域、各个区域之间相对分隔、它们之间只有比较脆弱的联系;其实,那个时候在晋商的不断努力经营下中国国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市场体系。从明朝(1368年)到清朝(1912年),晋商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晋商逐渐建立起了一个以山西为核心,以"点"(会馆与票号)分布全国九个大区域,以"线"(晋商商路)连接全国九个大区域的全国市场体系。这一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正是晋商能够屹立于明清商界500年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明清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行为的经济分析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目光远大、志存高远,在将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之内时,积极从事外向型经营,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交往。本文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出发,运用相互需求理论和H—O理论,分析了1840年之前的明清晋商茶帮对俄国的茶叶贸易行为,认为在没有外力干扰(如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两国的茶叶贸易遵循的是相互需求理论和资源禀赋论,从而揭示了明清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动机。

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

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缺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贴近。研究明清晋商中的中小商人对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清代山西茶商的茶规及其学术价值浅论

有清一代及至民国中期,汉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及其相应时代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茶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真正从事长达300余年的茶叶贸易的商人群体则是地处山西汾河谷地籍贯为汾州府与太原府的商人。最近几年,伴随着文化产业以及文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山西茶商们从事茶叶贸易的原始文献大量出现,十几种版本、上百本手抄本的《茶叶规程》属于较为典型的一种类型化文献。而面对这一特殊性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深化研究除了需要全新的框架性原则性之外,还需要诸如要素化、元素化、谱系化等等的技术性的方法论,更需要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学术视野,突破传统学术范式桎梏——在充分认识这些来自民间社会的原始性的“茶规”中蕴含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朝着更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迈进。

晋商非正式制度简析

处于明清时期的晋商曾创造了辉煌的商业业绩。分析其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晋商非正式制度及其对晋商兴盛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 ,认为家族本位意识和家族伦理秩序、“崇商重利”

晚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棉花贸易研究——以商业文书为中心

清朝晚期,河北棉产区形成产地市场与中转集散市场两级市场体系,通过与外省棉花消费市场相连接,河北棉花得以大量外运。外运路线分东西南北四条,囊括华北大部以及西北、华中部分地区。山西花商在棉产地与消费市场广设花店,并凭托由制度化的书信经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以资金融通、清算为内容的金融体系,构建了完整的棉花贸易体系,实现购销一体化。山西花商也因此成为晚清河北棉花贸易发展的重要内生性因素。河北棉花西运山西,成本由花价、脚费、包装费用、厘金、官税、店用与打用钱(银)等部分构成。在棉花贸易过程中,因各地棉平与货币不同,棉花运往目的地后需对货币和重量进行换算;与其他商品不同,棉花价格以重量表示,花商利润主要来源于棉花在买进卖出时计费重量之差。

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

山西酒麯制造特别是汾酒的酿造和经营在清代更为兴盛,汾酒在国内外的名气也更大。而在华北和江淮等地投资酒麯踩造并从事酒麯贩运的,就是山西商人,兴盛的北京酒业也基本上是由山西商人垄断的,体现出山西商人是从事酒麯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

清代民国晋商典当业研究综述

20世纪30年代,清末至民国时期晋商经营的典当业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之后,晋商典当业研究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升温,学界围绕山西典当业的发展兴衰、活动时空、资本、利息、内部组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仍有诸多不足,如,研究内容缺乏深度,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对新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以及晋商典当业的个案研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明清时期的商帮治理看现代民营企业发展

从晋商和徽商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之下,两个地域都借用了自己特定的区域文化和资源,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且治理手段之间都内在一致,相互配合,这表明,不存在唯一有效最佳的治理模式,所有的模式都得靠商人所存在的经营环境及周边的社会文化、社会资源,靠这几方面的整合或者耦合决定其是否能形成有效的经营模式。

从山陕会馆看清代晋商在汉口的活动

清代汉口山陕会馆由于汉口特殊的商业地理位置体现了一些地域特色：依托票号实现了货物和资金的融通,依托会馆实现了晋商在汉口的城市聚集.商人以规约的形式,维护会馆内部的有序运行,同时在会馆进行商务、祭祀、戏曲和公益活动.汉口的晋商有着高度的默契和极强的群体凝聚力：太平天国时期会馆曾遇焚毁,同治九年,在山西票号领导下,商人一致同意“抽厘”,使新会馆成功落成.其间历经25年,体现了汉口晋商群体的协作精神,晋商在汉口山陕会馆的活动放大和突出了他们的商人品质,这也是晋商能在明清两代称雄国内数百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