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诗的再评价

学术界过去对邵洵美的诗多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如果将邵洵美的诗置于世界诗歌格局中加以评论,可以发现他主要是吸收了法国诗的乳汁,贯穿了“颓加荡”的特色,从而使自己的诗另成一格。因此,对他的诗,不能仅仅站在单一立场上简单否定。

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邵洵美

作为20世纪中国的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为中国新诗所引入的美的观念,意义不凡。他力图通过译介西方唯美-颓废主义诗人诗论诗作,为唯美-颓废艺术思想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而融入中国艺术精神,拨去理论与情感上的迷雾。他对诗的品性的定位,把诗融入了哲学、宗教、历史、思维、心理等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里。他所强调的诗的形式要与诗的品性相和谐,把新诗引入了对美的姿态、颜色、形状以及灵魂的凝视。然而,邵洵美对官能享受的率真颂赞,不仅没有为他赢得新诗美学现代性追求的桂冠,反而使他被钉在"颓加荡"的十字架上。

谈邵洵美的诗

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饱受争议的诗人。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褒贬不同的反响。1949年以后,邵洵美的名字在诗坛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其中。邵洵美是有诗的才华的,尽管由于时代、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局限,他的诗作在哲理的深度与对人性的深层体认上尚有欠缺,他的爱情诗还未能展示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某些“颓加荡”风格的作品,更是损伤了他在部分读者中的印象,但这并不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中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邵洵美诗歌导读

在中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占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是新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诗人众多、有明确艺术纲领、取得较高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诗派,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等人。这一诗歌流派的贡献在于总结早期白话诗普遍缺乏诗意和自由诗激情泛滥的教训,适当借鉴英语格律诗的经验,在新诗格律化的形式探索上卓有成效,力图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新月诗派的出现,是中国新诗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论邵洵美诗歌的现代性

邵洵美诗歌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的现代意识和表现形式的现代手法。就思想内容的现代性而言,具体表现在诗人主体精神的凸显,对传统伦理的反叛以及对人的本体的关注;就表现形式的现代性而言,邵洵美诗歌追求"形式的完美",并且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象、潜意识、色彩等现代技巧,这些与邵洵美的世界性眼光密不可分。

花一般的罪恶——现代性视域中的邵洵美诗歌研究

邵洵美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中唯一的"颓废—唯美派"诗人,由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评价标准的束缚,多年来对其诗歌的研究并不深入。从全新角度入手,在"对新奇意象的追求和象征手法的大量使用"、"情欲的宇宙观和爱情的赞美诗"和"无深度的主题与人的发现的变奏曲"三条路径下对邵洵美诗歌的创作技巧、写作内容及主题意义进行全面的现代性解读。

《钱注杜诗》王士禛部分评语著作权属邵长蘅之考论(上)

王士禛评点《钱注杜诗》的杜诗评语与邵长蘅的杜诗评语基本相同,将二人杜诗评语全部辑录进行比较,根据《钱注杜诗》卷十一末朱笔书曰"乙未二月望月系毕"一语以及邵长蘅与宋荦的密切关系,对王士禛杜诗评语进行厘定考证,得出了《钱注杜诗》中王士禛的杜诗评语是佚名所录而成,且归属权实属邵长蘅的结论。杜诗评点出现文献混淆的原因,首先在于杜诗评点发展到清代,评点家甚多,集评本辑录数名家之评语,难免混淆;各种杜诗评点版本的评语本身常被借来借去,便出现了假冒现象。其次是邵长蘅杜诗评点具有独到之处,评点本又未刊刻示于公众,故会邵冠王戴。此外,评点者以王士禛之名势来提升《钱注杜诗》版本的传播价值。

颓废的朦胧乐章:魏尔伦与邵洵美的文学创作对比研究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的诗歌被译介至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新诗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魏尔伦诗歌中的“颓废美”和“音乐美”在邵洵美的诗歌创作中引起了共鸣。该文通过梳理两位诗人生命之途和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探讨其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共同主题和诗歌期待,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早期影响。

西方诗影与绮艳文藻:哈罗德·阿克顿对邵洵美新诗的选译

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选译了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的新诗,既是西方唯美主义诗歌与东方唯美主义新诗的再认,亦代表了阿克顿对20世纪30年代新诗人对西方文学过度借鉴的反思。史料研究视角,阿克顿对《蛇》的翻译语言与简介线索处理,潜在揭示了《蛇》的文本与诗风来源,从而更加明确邵洵美对史文朋与波得莱尔同主题诗歌间的借鉴关系。而阿克顿对邵洵美代表作《蛇》的选译,不仅可作唯美主义翻译的范本,突显了邵洵美的唯美—颓废的绮艳文藻,更足见译者阿克顿的精湛语言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