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七律诗风与北宋熙元诗坛

邵雍的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庆历、嘉祐时期,代表了诗文革新时期诗风转变的一个分支,但其现存《击壤集》绝大部分作品作于熙宁年间,因此他对熙元诗坛影响更大。他的七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内省自适,一类为外化教人。内省自适源于“颜回之乐”,外化教人源于“孔门之教”,这使得他的七律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他对于七律的最大创变在于形式,以“吟”体结构七律,使得七律具有了古体的顺畅流走之感,也因过于口语化而失去了七律的形式美,从而将白体七律的语言平实坦易,重视说理写意,不注重诗法的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邵康节体”七律。北宋白体七律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一正两变的特征,欧阳修、苏辙、张耒的七律代表了白体中的正体,邵雍七律和苏轼七律则分属两个变体。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观物——与海德格尔和邵雍一道思物之物性

观物之观,在海德格尔的«物»文那里,有认识论之观,有存在论之观,有后存在论之观.海德格尔认为,从最后之观去观,物之物性从未“大白于天下”;观物,就是思物,这样的思是“充满迷雾的返回步伐”,是“无法无天的任意之举”.观物之观,于邵雍的«观物内篇»处,有目观,有心观,有理观.邵雍认为,以最后之观观之,物有其理其性其命,观物即知物之性理与命理,这种观也称圣人之观,即“反观”.如何理解后生存论和易学这两种观物之法?它们有何相通互补、彼此发明之处?也许,回到观物的现象学经验可以回应这两个问题.

另一种“体用”:邵雍藏显义用体论及其定位

作为早期理学的重要开拓者,邵雍以独具特色的体用思想推动了理学思维的形成。近年来,学界愈益关注邵雍体用论形态的独特性,但对其的理解与定位尚不深入。邵雍的确以大量体用言说来支撑构建其象数学体系,着墨颇多,论说极精,但总体而言,其体用言说属于对现象世界的描绘,呈现“因体生用”之形下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邵雍“观物”要义及源流略论

邵雍是北宋一位潇洒的理学家,其《皇极经世》将宇宙的复杂内容涵盖进来,却能不离其宗,归根究底在于其有一种“观物”思想。邵雍喜读《易》与老庄,并吸收《易传》“观物”路向、老子“观物”形式及庄子“观物”内核,融汇成其独特的“以物观物”要义。邵雍主张去除主观偏见,反对人的后天造作,如此消解宇宙间的一切障碍,直观万物本来面目,进而突显一种“观物”乐境。对邵雍“观物”追本溯源,不但能厘清其思想之来路,亦能为其“观物”在后世流传中遭遇的种种误读提供借鉴。

邵雍的象数易学及其经世思想

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在吸收道家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观物”到“安乐”:邵雍的修身处世之道

邵雍的儒学修养集中体现为他的"观物工夫",它是一种儒者的修身处世之道,并以宋儒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为终极指向,以对天理真乐(即"安乐")的体验为完成的外在标志。通过这一独特的观物工夫,臻于一种圣人气象的安乐境地,既涵括了儒者参赞天地之化育、追求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更通显了一种儒者洒脱的修身处世之道。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邵雍“乐”的三重境界

中国文化是"乐"的文化。"乐"不仅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功夫,更是一种生存境界。"乐"的体验,具有人生的本体性的意义;"乐"的功夫,具有参赞天地,化育人生的意义。"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是邵雍"乐"的三重境界。前者为其对物质自我的适度肯定,中者为其对社会自我的有限追求,后者才是超越两者的最高境界。从邵雍"乐"的三重境界,可窥视其人生的境界追求。

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熹关于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以物观物"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佛、道,而与《易传》有更深的渊源。朱熹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熹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示人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功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

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与宋代城市诗歌的转型——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宋代邵雍的城市诗歌书写,开辟了城市诗歌的一个新方向,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邵雍的城市诗歌赞美城市生活,建构起新的城市意象和安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意义更在于他探索了新的城市文学的发展方向。

邵雍先天之学对时代的契应

邵雍以声音、律吕为例得到的启示,就是形之上、下的贯通问题。他的具有宏观背景的"先天之学",以象数为中介,自时空角度做出形上层面的思考;并提示了认识论平台的出发点,由此为当时的儒学新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

邵雍是文学家、史学家、易学家,他的咏史诗则是他文史哲研究领域交叉的产物,他的咏史诗表现出了“以易释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履霜冰至”与“否极泰来”的思想,“恩患防豫”与“知几如神”的思想,“顺动致豫”与“吉凶由人”的思想和“各行其位”与“时行时止”的思想等四个方面。这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论邵雍的“邵康节体”诗及其诗史地位

邵雍既是北宋理学先驱,也是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重要诗人。其"邵康节体"诗融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为一体,将道家超乎万物、委运任化的思想与儒家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深契于自然的审美意识与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作风,在主题取向上具有逍遥快乐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文人诗的旨趣。"邵康节体"诗虽为诗家别调,但并非与宋诗主流无涉,无论是"吟咏情性"的创作旨趣,还是日常化的题材取向,以及议论化、散文化、口语化的表现方式等,都与宋代主流诗风相应。一定意义上,"邵康节体"对于宋诗特质的形成有着先导意义,不仅在当时,更在以后都产生了积极甚至深远的影响。

邵雍易学中的历史哲学

邵雍象数易学中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其中关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尤其有特色。邵雍认为,《周易》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圆图等所表征的卦气说,既说明了天地自然问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也说明了人类社会中皇、帝、王、伯等历史发展阶段的更迭;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体现出“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皆顺行”的阴阳消长规律,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又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循环,在一定条件下,人类可以改变、创造自己的历史。

邵雍先天学的两个层面:象数学与本体论——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学的误读

邵雍是易学大家,又是北宋五子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先天学的建构。邵雍先天学可分为先天象数学和先天学本体论两个层面。先天象数学以易图为基础,以易数推衍为形式,建构了庞大的数理哲学体系,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先天学本体论对宇宙进行本体论分析,认为太极或者天地之心既是宇宙的存在根据,也是人类的价值本体,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和人生之本体的认识。但是,传统学术史对邵雍先天学的解读,往往集中在先天象数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先天学本体论,这是一个误读,朱熹就是如此误读的一个典型。

邵雍自然哲学中的科学精神

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对宇宙发展规律的定量研究。邵雍的自然哲学富有科学精神主要是 :( 1 )相信自然界有统一的发展规律 ,相信人可以认识这一规律 ,并努力探讨这一规律 ;( 2 )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 ,理性地进行探讨。邵雍的学说和研究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科学范式”的作用 ,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否定邵雍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精神 ,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话题与传播:邵雍交游圈的深度考察

邵雍身处北宋官僚体制之外,却以显著的学术影响力和儒道兼综的个人魅力,积极建构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士人交游圈。邵雍成功制造了具有自身特质的种种话题,如熙宁变法、辞官隐逸、闲适安乐、哲学和占卜轶事等,并通过讲学、著述、组织、家族互动等方式进行了有效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邵雍交游圈和交游圈话题的存在,一方面是宋代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赋予了宋代社会鲜活的时代内涵,较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宋代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程度。

朱熹对邵雍先天象数学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从探究《易》之本义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提出了《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的思想,主张“三圣易”和经传相分,探析了河图、洛书及其关系,进而对伏羲画卦的内在机制以及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阐释,从而不仅为象数易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

邵雍易学被《西游记》用以隐示其最终定稿人姓名——《西游记》前两回再解读

今本《西游记》开头大讲邵雍先天易学及其"元会运世"历史观,目的在于借以隐示《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的"名"和"字",其中包括《西游记》前两回及其分卷诗就以"易诗"的形式,亮出了三个"复卦"卦象,不仅一再隐示阎希言之"名"中有"复"字("希言"实系其"字"),而且实际也是对阎希言所创"阎祖派"阵势的罗列,表达了对全真道复兴的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