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ji Luo:a Brief Biography

Shao-ji Luo Professor-Engineer Guangzhou Pumped Storage Power Generation Limited Company Professor Shao-ji Luo was born in Guangzhou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December 1933.He graduated in 1955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where he majored in waterpower utilization.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he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CAE)in 1999.

官修《晋书》与王隐《晋书》中嵇绍仕晋评价差异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在山涛的帮助下仕宦西晋,并在荡阴之战中以臣节死难。嵇绍背父出仕与忠君死节的行为给史家评价嵇绍带来了争议。东晋王隐编撰的《晋书》和唐代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分别取其出仕与死节之事来评价嵇绍,并对嵇绍事迹做不同程度的“曲笔”,最终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两本《晋书》的评价差异反映了史书编撰理念与皇权强弱、社会风尚,以及史书编撰制度的密切关系。

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光绪二十一年秋,张之洞与康有为最初交往于南京,张因甲午战争而署理两江总督,反对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康因发动"公车上书"及上书光绪帝而名声初震,此中的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也参与了此后的活动。两人相会后,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开办《强学报》。康有为的学术主张与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在办理《强学报》时,坚守其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此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有一批新的史料可以细化此中的过程。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分析。他在党内首先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并科学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总结,强调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强调党的自身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重要性。

曾国藩何绍基交游考论

曾国藩与何绍基都是晚清文化名人,又都在政坛有不同影响,两人交游数十年,共同见证了时代巨变和文化风貌。曾、何二人因诗文创作上的志同道合才真正相识相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二人由"亲密"走向"疏离"。何绍基在咸丰五年离开官场,曾国藩则致力于江南战事。江南平定后,何绍基的金陵之行成为二人友谊的融冰之旅。《十三经注疏》的"志同道合"是曾国藩与何绍基最后的默契。

《晋安帝纪》与东晋安帝朝史书关系研究

黄奭《晋安帝纪》辑本材料出处名称多达六种。经笔者考订,《隋志》所著录王韶之《晋纪》与两《唐志》所著录《崇安记》及《宋书》所载《晋安帝阳秋》皆为《晋安帝纪》之异名,而黄奭辑本中之《续晋安帝纪》与《晋安帝纪》非一书,乃作者误辑。

邵雍心学思想圭旨

邵雍是北宋时期"五子"之一,其创立的先天象数易学图式,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式相比较,具有更加精细的结构和内容,用数理推衍展示"道""理"思想,其思想体系自成体系、更为博大。邵雍提出的"天地之心""心为太极""太极心法"等内涵丰厚,意蕴深远,对宋明时期心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

嵇康父子与山涛

嵇康和嵇绍父子俩,都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节点。他们虽然同处于魏晋时代,但他俩的生世截然不同。一个是魏晋玄学名士,一个是晋王朝的忠臣。父亲死于晋朝的刀下,儿子为保护晋王而献身。嵇康父子俩的生世,折射出魏晋时代政治社会交替下文化不相容的残酷性。而山涛,既骗取了名士的清誉,又获得了朝廷重臣的实利。他对嵇康的死和嵇绍的生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魏晋时期的人物,嵇康父子和山涛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哲理诗具有知识型架构,不仅关涉象数的推演,而且也有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既包含对邵雍易图体系、“元会运世”说的诠释,也涉及《周易》卦象意义的阐发,非常常由卦象意义引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邵雍的心性之咏显示了参透天人的恢宏心宇,观物之吟则表述了观物心得,充满了辩证思维特色。他以卦象入诗使诗歌的哲理意义得到深化,同时使玩易成为融哲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享受。

从嵇绍之死看中国古代的忠孝观

西晋时 ,嵇绍在其父嵇康无罪被杀后 ,经山涛推荐而入仕 ,后在“八王之乱”中因护卫晋惠帝而死 ,从中国古代的伦理观看 ,其仕父仇为不孝 ,而其护帝殉难又为忠臣。这种忠而不孝的奇特现象 ,从他死后 ,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行事的不同评价。从这种评价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的忠孝观、忠孝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有所了解。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 ,《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 ,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 ,都值得关注。

邵雍易数哲学探微

本文将分五个部分以论邵雍之易数思想：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邵梦杨老中医辨证施治肝癌学术经验整理与研究

原发性肝癌多属中医学"肿胀""膨胀"等范畴,恶性程度高,浸润和转移性强,预后差。本文探讨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肝癌所具备的优势。邵梦扬教授的癥积消胶囊是其多年来针对肝癌辨证施治的有效验方之精华,临床实践证明该药临床应用效果较好。

击壤一脉与奖借二氏——陈著诗歌论析

陈著的诗风有击壤一派的特色,沿袭了击壤体在诗体方面的变化,在诗歌语言上表现为散文化、平易化。他的部分诗歌突破了传统美典的法度和格律约束。但其诗歌的变异性远没有达到邵雍诗歌的极限程度,也没有击壤体的率易之习。陈著学击壤诗,其胎息主要是在精神气格上,而不限于形貌之间。陈著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和家族伦理拒斥佛道,以理性主义反对神秘主义,因而他受的佛道影响主要是审美趣味,而不是信仰倾向。他"奖借二氏"不是从哲学体系和思想模式方面着手,而是从僧伽奉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角度着眼。从诗歌题目和内容来看,陈著"奖借二氏"的诗歌可以分为赋题建筑、登览纪游、醵饮醉吟、祝贺寿辰、次韵寄答五类。总体看来,陈著诗歌的内容以抒情言志、自乐其乐为主,而不以理道占优,不以教化垂训、明著善恶为目的,没有将击壤派往语录体方向发展。其诗中的山川风月、花鸟虫鱼,主要作为怡情悦性的对象,而不是格物体道的对象。

《余绍宋集》佚文辑补

余绍宋的文章在其生前未曾结集,今人整理的《余绍宋集》,对其文章多有蒐讨,汇为一集,嘉惠学林。然而,由于其文章发布零散,搜集不便,以致《余绍宋集》存有遗漏。通过翻检载籍,发见其佚文数篇,可补其阙。

陈世仁《少广补遗》对“立尖”的分解

数学家陈世仁(1676-1722)的《少广补遗》是一本研究级数的专著,书中建立了尖锥体系.探讨该书对"立尖"的分解,用今天的方法揭示和证明了分解的结果,并对作者的贡献作出评价.

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风月情怀

“风月情怀”是指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审美意识和诗化的生活作风 ,从其中包含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言 ,它又是与道合一的生命体验。欢乐之情是邵雍风月情怀的精神性内核和情感主导趋向。具体说来 ,邵雍的欢乐之情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即他在《伊川击壤集序》中所说的“自乐”、“乐时”与“(乐 )万物之自得”。“自乐”即隐居生活中的安闲之乐 ,它与“乐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乐 )万物之自得”是一种本体之乐 ,它既是审美情感 ,又是情感的超越。

传抄古文札记一则

传抄古文“解”“懈”写法怪异,旧不得善解。根据出土文献中“毄”字的写法及其用字习惯,我们认为传抄古文“解”“懈”即为“毄”,二者属于音近通假的关系,并借此解释了一处金文辞例。

中古文学札记六题

“竹林七贤”聚在一起喝酒清谈在正始(240-249)之中后期,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突然发动高平陵之变,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并将进一步发展,于是“竹林七贤”迅即散伙,只剩下嵇康始终不与当局合作,其余六人则先后都站到司马氏一边去了。阮籍的思想有一个由儒入道的转变。司马昭杀嵇康是因为他听信了钟会的谗言,又相信“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者即有死罪这样一种专制主义逻辑。晋朝人高度重视观察人物并加以评说的能力,刘讷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件大事,就是他对王衍等五位名士有过一段言简意深的评论。《文选》录入西晋何劭的《游仙诗》《赠张华》和《杂诗》各一首,其中隐含着破解西晋思想与文学的重要信息。张华有两首答何劭的诗亦见于《文选》,对照起来研读尤能发人深思。全文载入《南齐书》的王僧虔《诫子书》,是他写给侄子王逊的指示,书中要求青年人奋发图强,不能靠家族长辈;又强调从事清谈玄理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无准备而赶浪头乃是“最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