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消费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检讨与实践辨正

在消费公益诉讼当中,判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面临着法理、事理、情理三重质疑。就法理层面而言,我国法律始终将惩罚性赔偿定位为一种私人执法手段,只有消费者个人才有权提起此种诉讼请求;就事理层面而言,惩罚性赔偿并不符合公益诉讼的设立目的,起不到通过激励私人执法来弥补公共执法不足的作用;就情理层面而言,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已经足以体现对被告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而且消费者可以自行通过私益诉讼求得惩罚性赔偿。此外,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各地做法极不统一,无论上缴国库,还是发放给受害人,抑或纳入专门基金,均非万全之策。故而,此项制度应当缓行,有待检察公益诉讼法构建专属于公益诉讼体系的惩罚性赔偿。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论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中和解的选择退出权

健全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中的和解机制,是完善我国现代资本市场司法制度的时代性议题。投资人在证券群体性诉讼中享有退出和解的权利,也是全球性的一种法治共识。在比较法视野上,和解退出机制具有差异性、权利性与普遍性的特征。其中,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和解的经验表明,投资人的选择退出权虽极少被行使,却是投资人不可或缺的权利,并承载着美国程序正义的理念。对此,我国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退出和解机制的完善也需要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确保和解程序的代表性。具体而言,应从限制和解金额、完善和解通知与听证程序、强化司法监督三方面着手,探寻我国选择退出机制的改良方案。

有限责任公司夫妻共有股权的问题与对策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股份,婚姻存续期间一方作为该公司股东(即公示方),配偶一方为非股东(即非公示方)时该股权如何行使处分权,以及婚姻关系结束后,共有股权如何分割现存较大争议。不支持夫妻共有股权分割的裁判观点无法终局性解决问题,这一裁判观点将把这一问题又推向夫妻双方,极有可能导致二次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只分割财产部分的司法裁判也不符合法理,共有财产的分割应及于财产的全部。按照代表人制度,可以将股东资格和股权进行割裂,股权的分割不等同于股东资格的取得,股权分割只是将股权按比例在夫妻之间分配,并不必然导致一方取得股东资格,若欲取得股东资格,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尊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因此,夫妻共有股权应当支持分割,且分割范围应及于股权的全部。

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诉讼方式

在民众的强烈期盼下,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司法解释宣布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但是由于其固守传统民事诉讼模式,难以有效地解决人数众多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机制以及德、法两国的团体诉讼的先进经验,改造我国已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解决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诉讼方式问题。

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和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影响

本文专注于企业经常发生的四种关联交易:关联销售、采购、提供及接受劳务,研究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对此类关联交易发生的规模,以及关联销售收入持续性的影响。根据中国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2002-2004年报披露的10大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信息,作者调整计算前两大股东集团的控股比例,并且将第二大股东集团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公司定义为具有股权制衡的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股权制衡的企业关联交易规模比较小,此外,利用年报附录中披露的关联交易详细信息,本文将关联交易区分为与第一大股东集团发生的以及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发现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规模的抑制作用仅仅是由于与第一大股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减少所导致的,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规模并不受股权制衡的影响。最后,文章还将公司的销售分为两部分:与关联方进行的销售以及与非关联方的销售,研究股权制衡对各自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制衡可以提高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具有股权制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体现出更强的持续性。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思路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基础是共益权,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必须结合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一并予以考虑。在当事人适格方面,决定原告资格的惟一条件是股东的公正性和代表性;被告的适格问题必须与公司的诉讼地位一并考虑,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共同诉讼的参加人。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且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与公司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适当地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一种基于关键帧的人体行为识别方法

为了提高人体动作识别的准确率和实时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关键帧的人体行为识别新方法。用Kinect提取人体骨架信息(各关节点的3D坐标),将中心点(人体基准参考点)分别与其他各关节点作结构向量,根据空间不变性选取中心向量,计算各个结构向量和中心向量之间的夹角,并将夹角的角速度作为一种新的姿态描述特征,利用AP(Affinity Propagation)聚类算法提取关键帧,利用SVM将得到的关键帧进行动作序列的分类。在Cornell Activity Dataset-60(CAD-60)数据库实验结果表明,新方法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缺陷及其矫正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而不能被成功地启动和应用,影响了其应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因而需要从取消权利登记、改良公告程序、放宽代表人适格条件等方面进行矫正。

封闭型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以“股东直接诉讼”为切入点

“股东直接诉讼”以《公司法》第152条为依据,是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但该法条被置于《公司法》的“董事等高管义务与责任”章。通过对第152条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该制度缺乏适用空间,究其根源在于:董事等高管受任于公司,且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在我国,董事等高管信义义务的受益对象只能是公司而非股东,董事等高管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无法构成。另外,司法实践还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封闭型公司中股东权益遭受损害主要来自控制股东的“滥权”行为。虽现行《公司法》第20条对股东“滥权”行为进行了规范,但由于其过于简陋,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公司法》的修订不能仅停留于完善关于“控制股东”的行为规范,更应从体系层面予以考量:将公司组织类型划分为封闭型公司和开放型公司;根据不同类型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不同表现,分而治之,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实现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目的。

控股股东行为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策略——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为例,检验了控股股东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策略选择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在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作用中利益防御动机与利益趋同动机同时存在,并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其作用也在利益防御效应和趋同效应之间变化。为了促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业绩预告披露中的利益一致性,我们需要以提高控股股东的独立性为核心强化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作用。

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的必要性及对策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基于行政机关的不合理用税行为向法院提起的一种特殊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一方面能更好地以私权制约公权,另一方面能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实体权利。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必须注意对适格当事人、代表人诉讼和举证责任等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

示范诉讼制度探析——兼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完善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正因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应当引入示范诉讼制度;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价值 ,主张我国亦应设立该制度。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前置程序、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胜诉原告股东的比例性赔偿请求权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我国的制度设想。同时指出该制度的设立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面临的变革。

美国并购集团诉讼的剖析与借鉴

美国并购集团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别于派生诉讼或证券欺诈集团诉讼的诉讼模式,一经产生即发展成为美国股东诉讼的主导形式。由于并购集团诉讼在促进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与诉讼代理成本实质减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已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并购索赔案的首选。本文从剖析美国并购集团诉讼的优势入手,比较美国并购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差异,立足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乱象,分析我国引进并购集团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在我国并购集团诉讼制度移植策略与建议。

共同诉讼抑或群体诉讼——评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该法第54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界定为共同诉讼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按此推论,该法第55条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又处于“休眠”状态的情况下,我国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群体诉讼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与法院每年处理几十万件群体诉讼案件的统计数字不符。从其产生所适应的条件、所借鉴的国外同类制度以及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两种代表人诉讼均已突破了共同诉讼的范畴,在性质上都应属于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之外的第三种诉讼形式——群体诉讼。

基于历史气象参数的桥梁结构日照温度作用代表值研究

日照温度作用对桥梁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确定桥梁结构日照温度作用代表值,提出了基于历史气象参数的桥梁结构日照温度作用代表值的计算方法。以某混凝土箱梁桥工程实例为背景,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并同时分析了气象参数对混凝土箱梁竖向日照温差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杭州市某地区,铺装层厚度为10 cm沥青混凝土的混凝土箱梁50年一遇竖向日照温差的代表值为18.65℃,超出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的规定;日太阳辐射总量越大,竖向日照温差越大;前两天大气温度对竖向日照温差也有一定影响,即前两天气温越低,越容易出现较大的竖向日照温差,也即处于升温过程中的天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竖向温差;日最高温度越大,竖向日照温差越大;风速对竖向温差的影响与日太阳辐射总量有关,日太阳辐射总量越大时,风速对竖向日照温差的影响也越大,影响规律也越明显,当日太阳辐射总量较小的时候,风速对竖向日照温差的影响较小,同时也无明显关系。最后,根据气象参数对混凝土箱梁竖向日照温差的影响规律,提出了铺装层厚度为10 cm沥青混凝土的混凝土箱梁竖向日照温差的预测公式。

论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国外许多国家大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 ,而我国公司法却未确认这一制度 ,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也未将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作出明确的规定 ,这给股东权益保护带来了很大缺陷 ,同时也使司法工作中无法处理该类纠纷案件。建立和完善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法》乃至诉讼法上的一个新课题 ,在修改我国《公司法》、《民事诉讼法》时 ,应力求构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浅析

在公司利益受到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时,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有效地维护中小股东及公司的权益,实现公司的有效治理。基于此,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本文通过对以日本商法典为中心的各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的新修订和有关具体制度进行评析,从而建立和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