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论衡--纪念沈从文“从文”百年暨《边城》出版90周年

《边城》基于以爱为本的人性理想,是一出以自然世界人类情感生活为中心,表现人们情爱关系的爱怨纠葛的自然悲剧。失时间性的自由情感关系和非历史化的自然美感生活造就了其审美主义的艺术风貌和文学风范。人与自然同一的神性文化品格铸就了其情感叙事的纯粹性和人性理想的崇高化。

金介甫传记艺术的时间维度透视——以英文原作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为考察中心

金介甫在学界有"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美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英文著作《沈从文传》的成功和影响力。《沈从文传》是一部既给人史实感,又具备可读性的文学大师的传记。金介甫在该部传记中,巧妙地运用了对叙事时间的调控艺术从而保障了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金介甫的叙事时间调控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交代传主的生平故事时采用自然叙事时间和时间凸显的手法;其次,为凸显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和彰显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采用了转换时距的办法;最后,为了突出沈从文地方作家文学大师的形象,采用叙事频率变更的手法,从而确保对传主生平事实的合理选取。

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沈从文辰河小说之自由意志内涵——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沈从文以其辰河小说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人文关怀吸引了广泛关注。文章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沈从文辰河小说中自由意志的内涵,揭示人物性格、命运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全面阅读和分析,提炼出辰河小说自由意志内涵模型,运用扎根理论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和归纳,总结出沈从文辰河小说自由意志的规律。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探讨自由意志的来源,背景、内涵形成和发展以及表现形式,以突显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研究揭示了辰河小说自由意志内涵的多重维度,为理解作家创作意图和作品艺术价值提供新视角。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生态审美建构

沈从文小说以独特的原生态美学著称。生态文明建设重新定位了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意义。当前对生态审美建构的理论支撑不足,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建构则从根源上展现了生态审美元素和表达内涵及美学价值的现实意义。

沈从文创作的佛教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佛教意识是颇为独特的。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推进,沈从文的佛教意识也表现得愈加自觉。在早期(1924—1933)创作中,沈从文的佛教意识主要集中在运用佛经表达对于“文学”的见解,以及把宗教信仰对象化为文学创作的信念。沈从文中期创作(1933—1937)的佛教意识则表现在自觉借鉴佛经探索现代小说创作的题材空间、叙事技巧以及试验文字的“抒情”与“韧性”。其后期创作(1937—1949)的佛教意识更为沉潜,表现在运用佛教思维方式构建诗学体系。

“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裂隙——以沈从文《战国策》派时期的写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建国的时代召唤,沈从文生成了一种隐性的“抗战意志论”思想观念。“抗战意志论”有两个层面:国家意志和生命意志。国家意志的观念对应《战国策》派“大政治”主张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现实;生命意志的观念接续沈从文对生命存在本体的抒情化思考。“抗战意志论”是一种将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命重造二者结合,用来指导文学写作,表现理想人生的“有情”的观念创造。“抗战意志论”作为抗战建国的观念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与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不相符合,表之于小说写作中出现人物、叙事节奏、叙述重心等方面的裂隙或者矛盾,体现出别样的艺术审美特质。“抗战意志论”折射出沈从文观念写作与个性写作的龃龉,也必然导致其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的抒情”的个性创作并修正战时文学路径,继续书写其对生命、理想、人性等抽象对象的表达。也因此,在战时文学写作版图中,沈从文逐渐成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被划为“与抗战无关”的孤独的思索者。其实,历史并非这么简单。

大学语文文章精读的教学实践——以小说《萧萧》为例

大学语文课应着力培育、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选取文学名篇教学,导引学生精读、细读文本,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方式。这里以沈从文短篇小说《萧萧》为例,引导学生通过缓慢而精细的阅读,由表及里一步步深入到文本内部,把握这个童养媳题材作品的独特性以及主题的复杂性,深刻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对自然人性与温暖人情的赞美及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精神价值论

鲁迅和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家,其人与其文所呈现出的真诚而不虚伪、独立而不附庸、呐喊而不逃避、反思而不沉默、创新而不守旧的精神,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审视当下的生活和价值观,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在阅读和反思中养成探索创新、独立求真的品格是迫切且重要的。

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生产量和允许总渔获量

以海洋生态系营养动力学为基础 ,采用Steele模式估算闽南 台湾浅滩渔场中上层鱼类资源年生产量为 86 4.6 3kt,进而以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在中上层鱼类资源的比例 ,估算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的年生产量为 5 1 9.5 6kt。Gulland和MSY简单模式估算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的最大持续产量分别为 2 5 0 .5 7kt和 2 5 9.78kt。Schae fer和Fox剩余产量模式估算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的最大持续产量分别 2 36 .0kt和2 34.1kt,最大持续捕捞力量分别为 1 1 40 4.1和 1 2 6 6 6 .6MW·d ,折算为福建灯光围网渔船分别为 42 4和 471组 ,并从开发现状和种群生态学及捕捞死亡等参数分析鲐鱼参鱼类群聚资源的开发前景。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恋爱的危机及其克服——论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恋爱书写

恋爱话题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他笔下那些“怯汉子”无一不是恋爱中的失败者,恋爱的危机使他们时刻处于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可即便如此,这些男性人物在面对女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产生神经质式的心理波动,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主人公的自卑,从而将恋爱的失败感扩大。但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此类描写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即主人公逐渐寻找到了克服恋爱危机的方式。对这一转变进行系统考察,对于解读沈从文早期小说而言,不失为一个别样的切入点。

沈从文文学生活的两次转换

从湘西走向都市,从都市回望湘西,以及30年代的两次返乡既构成沈从文人生历程上的两次转折,也是他文学生涯上的重大转换--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立互参格局、对湘西现实问题的凝眸及以文字改造社会的思考者姿态。对于湘西人生形式与现实问题的关注是贯穿沈从文作品的情感脉络,沈从文一直以湘西地域为着眼点,这既是对自身文化定位的确认,也是思考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问题的参照。

由沈从文“寄食者”群体生存状态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

沈从文的作品常常竭尽全力掩饰自己的主观意识,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将对每个人物的偏好、情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既想要赞颂湘西人物的真切、自然,又对这些人物的苦难有着难以言表的悲痛和怜悯的矛盾,恰好体现了其文学创作中的生命观。“寄食者”群体在沈从文笔下占比较大,且具有身份上的独特性,文章从“寄食者”这一独特群体的生存状态来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为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助益青年入文坛——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何为经典怎样建构——以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观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位风格独特的重要作家,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对“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念兹在兹,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经典的独到理解。在沈从文看来,真正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现实性”“独创性”“历史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而要创作出“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则应重点从创作体裁、创作态度、语言文字、文学批评生态四方面建构标准,沈从文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东方主义”与“地方性”的轇轕——谈沈从文“地方性”思考的矛盾与困境生成

沈从文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他在书写“地方性”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地方性”。沈从文关注的“地方性”,使其陷入“内部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的陷阱。“地方性”“文化相对主义”加剧了与“现代性”“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沈从文困境表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坚守本土文化与被动接受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矛盾心态。

沈从文文学批评与“自我经典化”——兼谈经典观念如何介入作家创作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藉由系列批评文章表达了自身对于文学经典(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思考,这些批评话语背后潜藏着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并在其解读具体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呈现:一是以“我”之经典观点评“他者”,即以自己心中的经典标准来评价或界定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主动将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风格近于自己的作家作品进行对读比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阐释与评价,敞开理解自己作品“经典性”的空间和路径;三是频繁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的读者和评论者,展露出对作品恒久审美价值的深度追求。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有力拓展了现代文学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论20世纪20年代歌谣的民间表达与方言新诗的生成

国语运动对“国语文学”概念的建设中,民间文艺成为被发现的资源从而进入概念的核心位置。从刘半农、沈从文等人自觉的歌谣收集到方言诗歌的创作来看,歌谣运动对民间童谣、山歌、唱本的收集影响到了新文学家诗歌语言及诗体的试验。从江阴民歌与婉转细腻的吴语诗、北京童谣与爽朗粗疏的京话诗、凤凰山歌与蛮野活泼的镇筸土话诗的关联看,方言及作为口语韵文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新诗的语言、结构及风格。作为诗人诗体及语言试验的成果,“说话”的诗在新诗史上数量虽不多,但对初期诗苑“百花齐放”的丰富及“言文一致”可能性的探索而言无疑意义重大。这个一直为文学史家忽略的事实只有在“国语”建设及语言发展的聚焦下才能被打捞、发现并细致地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