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

钟嵘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史传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为报"宿憾",钟嵘撰写《诗品》品五言诗,把沈约放在"中品"。文章解析这段公案,论述钟嵘与沈约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是两个理论巨人的关系。通过对钟嵘与沈约关系的研究,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可以发现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纠缠在一起,并且共同推动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前进的。

张说诗歌用韵考

中唐诗人张说,其诗与张九龄齐名,称“二张”。对其诗韵穷尽调查后,能充分证明王力先生隋-中唐音系的可靠性,而其特殊韵例,又可以透露实际语音的变化。

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例

清代之前,诗坛皆以沈约诗高于任昉诗。清初,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代表的诗论家,认为任诗高于沈诗,出现"扬任抑沈"现象。"扬任抑沈"是诗风演变背景下诗坛对二人诗歌作出的新审视、新评价:反对格调说之流弊,自揄扬近于古诗的任诗而贬抑注重声律的沈诗;反对柔靡纤弱诗风,自崇尚拓体渊雅的任诗而贬低绮艳色情的沈诗;追求神韵诗风,自褒扬赋有冲淡清远之美的任诗而黜退淫杂庸俗的沈诗。

才思无穷寄载笔——论任昉笔体作品的思想和艺术

南朝学者任昉擅长表奏等笔体文章,和当时文坛领袖沈约齐名,有"任笔沈诗"之称。任昉的笔体作品中有大量的属于代人创作的代言体。即使是代言体作品,任昉也能设身处地恰如其分地把握作品的艺术表达出自己的褒贬,表现了有为而作的精神。任?的笔体作品用典恰当、笔端含情,其艺术价值得到当时人的赞赏。

关于《沈园二首》的次序及异文问题

钱钟书《宋诗选注》在选录陆游的《沈园二首》时,将二诗的前后位置进行了调换,又将"沈园非复旧池台"一句中的"非"字改成了"无"字。这两处改动,很有可能是钱钟书有意沿袭了清人严长明《千首宋人绝句》中的改动,而严长明又当是本于周密《齐东野语》中的相关记载。二诗位置的前后置换,使原作结构更加完美;而"非"改为"无",却使声音效果较原作略为逊色。

试论沈约对鲍照诗风的发展——《诗品》沈约“宪章鲍明远”辨

鲍照诗风"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是以"颠覆阅读"方式引起世人注意的,但这样的诗风难以为继,其后继者亦不被世人所认可,只有沈约把鲍照的"俗"引向雅化,既多用民歌,又改"险急"为清新自然;既多写女性,又改"倾炫心魂"为文人趣味。沈约使鲍照所倡导的民歌与叙写女性文人化,于是成为南朝时诗歌发展的主流,这就是宫体诗。

沈约咏物诗略论

沈约的咏物诗在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咏物诗内容取材广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流美婉转,创作中传神写物与比兴寄托兼用,并开宫体诗中艳情咏物诗的先河。

沈约咏物诗浅论

沈约的咏物诗在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咏物诗内容取材广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圆美流转,创作中传神写物与比兴寄托兼用,并开宫体诗中艳情咏物诗的先河。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沈约的赋学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意义

南朝齐梁时期在中国赋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赋作,更为关键的是赋学理论和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沈约、刘勰、萧统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齐梁以前的辞赋创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述。首开其先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为核心的"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赋学观,并且与谢朓等人极力倡导"声律论"学说,提高了辞赋创作的韵律化和唯美化,推进了"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倾向,使形式上趋于骈丽的辞赋进一步律化,因而对于唐代律赋的形成来说又具有开创意义。

因王士禛语试论任昉诗歌

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昉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禛却给予任昉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昉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禛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昉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昉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初唐沈约诗歌接受考论

作为永明声律说的代表人物,沈约诗歌务求声律谐婉,带有绮靡倾向。初唐是声律理论逐渐发展完善时期,也是唐代文学的思想奠定期,这一时期对沈约诗歌也存在接受和批判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产生与初唐的崇儒政策和理本辞末的思想盛行等因素息息相关。不仅如此,初唐时期诗人在接受与批判沈约诗歌的同时,还不断探索和改进,使得诗歌声律和风骨逐渐融合,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选》阮籍诗注及钟嵘评论问题探究

阮籍《咏怀诗》旨意幽微,南朝时即有颜延年和沈约为之作注。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就对颜延年注解进行了评价和揣测,但对沈约注却只字不提。颜、沈二注目前仅少数几条保存在李善注《文选》内。笔者以此为据,发现钟嵘批评颜延年是因后者只谈名物训诂不谈美刺教化,严重背离了《毛诗》的注释传统,而这又体现了钟嵘诗学观中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不提沈约注,是因为沈注流传极少,他并没有见到。

胡刻本《文选》乐府古辞三首献疑

《文选》为我国现存编纂最早之文学总集,胡刻本《文选》则为今人刻文选之依据,《文选》乐府古辞三首亦多次编选入中小学阅读课本,影响日趋广泛。胡刻本虽在尤刻本基础上更为完善,亦无法避免新的错误。笔者众本对校、他校,认为著者记载的差异肇于《文选》与《玉台新咏》记载之异,发现乐府古辞三首有异文共二十五处,兹逐一列出,以供参考。

沈约、谢朓在东阳和宣城的山水诗及其流变

南齐末年,沈约与谢朓先后出守东阳与宣城。文章考察两人外放的背景、梳理两人在上任途中及为官期间所作的山水诗,并将两人外放时期的山水诗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两人外放时期的山水诗在诗歌体式上正处于大谢体与永明体共存与竞争的时期;在诗歌意境上发展了山水诗情景交融的特色;在诗学思想上能够将圆滑流转的主张较好地运用于山水诗中;在创作意旨与心理上成为后世贬谪山水文学的早期形态,在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