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转丹成: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申新九厂

1878年10月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动力棉纺织厂,有中国棉厂始祖之誉。但该局的创办之路并不平坦,李鸿章将之视为私产,用幕府的方法进行管理,致使它反复处于折腾中,经营很不顺利,最终破产被盛宣怀收购,从一家官督商办企业变为盛氏私营公司。民国时期它几经转手,成为荣家企业之一,更名为申新第九纺织厂,才步入正轨,辉煌一时。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申新九厂,近代中国首家棉纺织厂一波三折的历史命运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艰难前行的缩影和见证。

论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特点,并非完全出于保护商人和发展工商业之目的。促使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契机乃当时在沪上举行的中外商约谈判,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具有特殊官僚身份的商约大臣盛宣怀和上海工商界领袖严信厚。该公所存续时长仅两年有余,虽为商约谈判提供了某些咨询作用,在官商沟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能,但因设立仓促,章程简略,机构不完善,远未能发挥舆论所期望的作用与影响。就其性质而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不同于官办商务局和传统工商各业公所的新式商人团体,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后来的商会有着明显不同,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以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为例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慈善事业也开始迈入新阶段。在开展救济的过程中,以盛宣怀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不断拓宽救济范围,逐渐突破传统善堂的局限。为了更好地缓解灾民之苦,盛宣怀与江南绅商在慈善救济上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共同创办一系列慈善机构。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是盛宣怀和江南绅商联合救济事业的典型,二者的管理运作模式与传统善堂相比,有很大突破,深刻烙印着“南人”办事的色彩,开办模式既影响了同时代的慈善机构,也为传统善堂向近代新型慈善机构转变提供了借鉴。

广澳铁路准办前提与原则的确立述论

在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大背景下,国小力弱的葡萄牙也企图建立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此葡方在1902年中葡增改商约谈判开始时向清政府提出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中方以葡方同意在澳门地区设立海关分关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前提,以“不入约”“订合同”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原则,中葡双方经过交涉,1902年10月,互换了关于中葡铁路公司建筑广澳铁路的照会。广澳铁路准办前提和原则的确立是对葡萄牙拓展澳界和建立势力范围图谋的抵制。铁路问题不入商约并非只针对葡萄牙,而是清政府在辛丑和约以后与各国进行商约谈判中确立的基本原则,意在防止在对中国的铁路利权争夺中“各国援以为请”。事实表明,当时的清政府并不是毫无条件和原则地同意葡方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葡萄牙政府不满意这种交涉的结果,因此才会有1904年中葡商约的继续谈判。

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补论

光绪十三年(1887),受命纂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汪洵致函盛宣怀,提出“体例”“搜罗”二语,为统摄“续编”之辑的两大关键词,前者牵涉此编与前编、同时代著作的纠葛关系,尤其“洋务”位置的安排,后者则指向全编材料来源及具体搜集情形。据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函札档案,可证“盛编”当事人对于“洋务”门类考虑确存若干“歧视之迹”,但同时也尝试通过变换目类、修改体例,以更符合时人价值观的“得体”方式向读者传递“洋务”观念。“盛编”的纂辑过程,除缪荃孙起了作用,盛宣怀本人居间指挥,直接提供“洋务钞稿”,汪洵、袁遂、汤纪尚、陈名珍等人也为“搜书”做出不同程度贡献。“盛编”纂辑前后,周边亦有多人致力于新学,从事类似工作,其著述性质大致不出以“采西学”为宗旨的西学资料“汇编”范围,甚而带有某种“西学百科全书”风味,除为趋新士人关心而外,又受到当时从事涉外事务的清朝官僚瞩目。此种以“洋务”/“西学”主题类书为纽带引发的朝野互动隐而不彰,实或代表了一种“时流”,值得进一步观察。

新世纪以来国内盛宣怀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盛宣怀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一些学者已对其展开过研究。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与盛宣怀相关档案史料的大量整理与出版,盛宣怀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综观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对盛宣怀的评价趋于客观化,且以正面评价居多,相关研究中不乏有水平较高的力作,但在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制度的早期实践

盛宣怀作为汉冶萍公司主要创办人,在早年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过程中,通过友朋幕僚逐渐接触西方董事会制度。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增长,盛宣怀对董事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有意按照西方公司的治理机制打造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在盛宣怀的推动下,汉冶萍公司实行了董事会制度,在董事会制度的早期实践过程中,公司决策中心呈现出由盛宣怀主导到董事会主导,又回归盛宣怀主导的变化特征。考察盛宣怀对董事会制度的接受和实践及其实践效果,可以窥视近代中国企业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轨。

论晚清政府的保护与萍乡煤矿的开发

萍乡煤炭储量丰富、品位高,开采历史悠久。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为解决燃料匮乏的问题,决定使用机器大规模开采萍乡煤矿。由于有官办的背景,盛宣怀及汉阳铁厂在进驻萍矿、扩张矿权、减免税厘、军事保护方面均获得了江西地方政府和晚清政府一定的支持,推动了萍矿的开发,促进了汉冶萍公司的发展。

举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盛宣怀

盛宣怀,作为举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率先探索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学制体系,催生了近代教育最早的办学章程,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校歌与校训,设立译书院并确立了引进西方书籍的宗旨与原则。

愚斋藏书数量考

愚斋藏书是清末著名人物盛宣怀的藏书。由于藏书流散,书目编纂的缺陷以及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学界对其数量一直未有明确结论。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追寻藏书的踪迹,结合文献提供的线索,对愚斋藏书数量进行探讨。

汉阳铁厂商办时期张(之洞)盛(宣怀)关系研究

光绪二十二年(1896)汉阳铁厂因“度支竭蹶”转交盛宣怀商办。但是,张之洞虽退出汉阳铁厂,并未置身于汉阳铁厂之外,而是在汉阳铁厂的产品免税、打开销路、开通燃料运道等关系重大的事务上,“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其原因盖在张之洞是湖广总督,负有替朝廷收回官办铁厂用去数百万两官本的责任。同时,汉阳铁厂是张之洞“督鄂十数年第一实业”,汉阳铁厂办理的成效直接关系湖北的地方实力以及张之洞的颜面。因此,在办好商办汉阳铁厂一事上,张之洞与盛宣怀休戚与共,目标共同。但是,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张之洞必须考虑鄂省与国家的利权,盛宣怀更多是商人本色,着眼于铁厂的实际利益,两人因此在汉阳铁厂对日出售矿石、圈购矿山、对日借款等事件中呈现出不同立场和分歧。这种既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又各怀心思、利益博弈的关系,对汉阳铁厂的走向与命运,对中国近代的钢铁工业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盛(宣怀)关系与晚清政局——以官办汉阳铁厂时期为探讨中心

1860年代以后,煤铁开采与冶炼成为清朝“自强之本计”,由此而有“中国制造之权舆”的汉阳铁厂之创办。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晚清官场上本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却因汉阳铁厂在命运上发生交集。盛宣怀介入湖北铁务先于张之洞,张之洞则因奉调湖广办理卢汉铁路而成为湖北铁务的主导者。在汉阳铁厂筹办过程中,张之洞积极寻求与盛宣怀的合作,并得到盛宣怀的支持,但两人关于汉阳铁厂经营路线的分歧已现。汉阳铁厂开办后,盛宣怀被排除在湖北铁务之外,但他始终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关注汉阳铁厂的经营,待机而动。甲午战后,朝廷财政窘迫,铁厂经营艰难,无奈遵旨招商。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中,盛宣怀入主汉阳铁厂,张盛二人关系发生易位。张之洞和盛宣怀皆是晚清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围绕汉阳铁厂创办、经营而结成的既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又各怀心思、相互博弈的联盟,既是晚清政局的映现,又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制度初探

本文探讨了汉冶萍公司在晚清时期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模式以及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制度的转变,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汉冶萍公司制度的长处和不足,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企业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案新论

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案一直被认为是由盛宣怀主导的一个"阴谋",其主要原因是对该事件的前因后果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孙中山及临时政府主张抵押汉冶萍公司以获取日本的资金援助,从而解决财政危机。对盛宣怀而言,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是在资金短缺条件下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时局突变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在该案中,临时政府居于主动地位,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则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近代中国以国家为本位、以财政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及相关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产权法律的缺失而造成的。

“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配合晚清军事、政治变革及公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近六年间从西方、日本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材。尽管译书院负责人、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局限,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在学理上是否合理,目前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论盛宣怀与卢汉铁路筹款

甲午战后,兴修卢汉铁路成为清政府的国策要政。在财政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下,清政府选定盛宣怀提出的先官款、次洋债、后商股的筹款方案,并由盛宣怀全权负责实施。由于官款不足,商股难集,借洋债成为卢汉铁路的主要用款来源。经过漫长、复杂、艰难、曲折的谈判,最终与比利时公司达成筑路借款合同。尽管该合同在路权方面存在着不少弊端,但却启动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进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卢汉铁路的兴建利大于弊。

论盛宣怀的教育事功

盛宣怀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遗余力地发展新式教育,多有创开之举,他是我国近代技术实业教育的重要兴办者,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是施行中国近代三级学制的先驱,为我国近代学制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废除发挥了促进作用,是我国近代教育早期发展史上一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育实践家。

盛宣怀与萍乡广泰福

盛宣怀与萍乡广泰福商号的交易,是利用土法生产焦炭以维持汉阳铁厂钢轨生产的权宜之计,是中国钢铁工业创建初期的一种特殊现象。文章拟以采购运输体制变革为主线,分阶段再现这一合作的全过程,以及广泰福终于被归并的结局,旨在为研究中国近代化初期引进机械化与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关系、洋务企业与民间资本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的实例。

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

清朝末年,张之洞和盛宣怀在筹建铁路干线方面的策略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在粤汉铁路筹建之初,盛宣怀倡导的"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成为官方主流意见。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深知清廷民心基础已趋坍塌的张之洞则力主"干线商办,安抚民意"之策,甚至在其遗折中叮嘱慎行"借款筑路"之策。由于强行推进"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大冶铁矿为日本创建八幡制铁所提供矿石史实新探

文章根据《日本外交文书》等原始资料,揭示日方1899年与盛宣怀签订《煤铁互售合同》的幕后操作过程、真实意图,并考察合同执行后的初期效应及其对于中日两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