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莘国推考

中国古史上著名的莘方国,又称有辛氏,为夏王室后裔。其族名若国名起于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符号为名号的日名制度,本写作"辛","莘"为晚起的用字。古莘族大约还在夏初已受封建国于渭水流域,后来其主支渐次东迁,至夏商之际复建国于今豫东鲁西,成为从属于商王朝的大方国。古莘国的史事到商代渐可考,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中有商代前期莘人联合邳人、蓝夷等反叛的记录,《诗经》中也有商代晚期莘人与周人联姻的记载。东迁后的莘族逐渐夷化,至商周之际灭国,其国族被迁徙于今之莘县。夏商之际辅佐商汤灭夏的头号功臣伊尹,从甲骨文的有关资料来看,可能本出于商族,或为商族外戚。由于他曾服事于莘族,因此他不仅是商代政治家,同时也是古莘国的重要人物。

家谱:补充订正史实的特殊档案

中国的家谱、宗谱,古代称之为谱牒,今也称作家谱档案。家谱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重视家谱档案的修篡、保护和利用。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对宁波史氏、楼氏两大家族的研究,就利用家谱档案解释这两大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张杅事迹钩沉--张栻家族人物杂考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家族人物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但一些重要问题尚需厘清。张杅是张栻的堂兄,与张栻关系亲密,且做过地方知州,从事文化建设,刻过《史记》等重要典籍。前人与时贤对其人知之不详,本文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述,以补史籍之阙。

吴兴沈氏与刘宋皇权政治

吴兴沈氏的出现是江南士族正式登上南朝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刘宋强化皇权的斗争中 ,沈氏人物沈演之、沈庆之、沈攸之等无不置身其中 ,而沈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由最初君主私人亲信的身份向“王朝之臣”转化。南朝四代 ,沈氏累世贵显的地位由此奠定。沈氏家族的崛起与南朝皇权政治的复归息息相关 ,同时也反映了南朝历史中南方因素的加强。

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

袁世凯对严修非常敬重,请严总理直隶学校司。严开拓进取,使直隶教育为各省之冠。清廷新设学部,袁荐严任侍郎。袁任总统,复请严为教育总长。袁氏诸子拜严为师。筹安会起,严进行了忠告。袁世凯死后,严与袁家仍长期保持友好往来。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有扈氏地望变迁考辨

有扈氏为虞夏时期一著名方国。关于其姓氏所属,有以为夏人的同姓,也有姒姓与嬴姓的调和说法,或以为是祝融的后代,综合考量有扈氏乃为少昊嬴姓氏。有扈氏的地望,前人有关中户县说和河南原阳说,从当时的地理形势判断,原阳说较为妥当。甘之战发生地,经过考证当在今嵩山与原阳之间的荥阳一带。战后有扈氏一迁伊洛,再迁关中。有扈氏的起源当在泰山之南,其早期迁徙路线为:一迁鲁北,再迁鲁西及原阳一带。

左丘明及其后裔姓氏考

左丘明的姓氏,历代有左、左丘、丘等争论。根据姓氏书和谱牒资料进行考证,可知:"左丘"不是复姓,左丘明不姓左丘;左丘明始祖以丘得姓,后世长期任左史,因而改姓左,"左"是左丘明之姓。左丘明的后裔因故"去左袭丘",丘姓是左丘明的后裔;因避讳,丘又写作"邱",邱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左姓的一支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

北宋前期华北家族制度的建设及其意义——以徂徕石氏为例

徂徕石氏是一个初兴于五代,到北宋前期日渐兴盛的官僚家族。在北宋新宗族制度创建的大背景下,石介围绕祖茔及祖先祭祀进行了一系列家族制度的建设,主要包括三方面:改葬族人于祖茔,完善墓祀制度;创建祭堂和拜扫堂;立石以记谱系。石介等华北地区官僚士大夫关于祠庙及祖先祭祀方面的家族制度建设颇具开创性,在北宋新宗族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

宁都县石上镇石上村人创造并保存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割鸡、担灯”。这一活动至今已经流传几百年,其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形成和延续是强烈的宗族延续观念、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论初唐崔湜兄弟诗歌中的思乡情怀

崔氏曾是历史上的一个显赫士族,初唐时的崔湜、崔液、崔澄三兄弟皆有文才,以文翰居要官。兄弟三人性情不同,人生命运也不同。崔湜热衷于功名利禄,早年在政治漩涡中获得成功,最终以失败告终,一生辉煌而又短暂。崔液诗人气质最为突出,因崔湜失败而被贬。崔澄为人谨慎理智,深得玄宗信任,终身富贵。虽然他们早年离家,长期生活在异乡,但在他们游历、为官以及被贬黜时作的诗歌当中,都有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表现出浓厚的流浪意识。这些诗歌真挚而动人,在初唐诗坛颇具特色。

汉代张安世家族兴盛考

张安世家族是汉代众多的官宦世家之一,自张安世受封富平侯始,传国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这在两汉时期极为少见。据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极尽哀荣,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近年来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幸使这一史实得以印证。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张安世的家族墓,出土铜车马器、铜礼乐器、玉器、封泥等大量文物,而其墓园形制规格极高。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张安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张安世家族之所以能长久不衰、持续发展,绝非偶然。张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及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紧跟时代潮流使家族逐步儒家化体现其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的发展特点;与当权者及皇室的婚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宗族团结使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等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一个两汉时期的世家大族。

丽江木氏世系问题新证——以陈钊镗《木氏宦谱·后序》所见资料为辨析

自《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一文1912年发表后,学界多认为最早提出丽江木氏世系问题的是法国东方学者爱德华·沙畹。但是,清丽江知府陈钊镗为《木氏宦谱》(图谱)作有一序,主要内容为依据杨慎序及《木氏宦谱》(图谱)所记简要叙述木氏世系及事迹,重点讨论杨慎序与《木氏宦谱》(图谱)所记木氏世系存在的矛盾以及此谱为何以“爷爷”为始祖等,实际上在道光年间对木氏世系问题已进行了探究。陈钊镗虽并非最早见到杨慎序之人,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撰写的这篇序文是最早将杨慎序与《木氏宦谱》(图谱)所记木氏世系作比较并指出二者存在矛盾的一篇历史文献。序中资料可证,陈钊镗对木氏世系问题的研究早于沙畹相关研究近70年,早于约瑟夫·洛克相关研究近90年,也早于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此序资料对纳西族史及滇西北区域史研究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张栻宗族思想探析

张栻宗族思想主要关涉祭祀、乡治、家训等方面,在祭祀上主张遵循礼制,在墓祭与祭祀时间上与朱熹相发明;乡治上依傍《孟子》等经典阐发井田制度与王道教育;家训思想主要体现在家族书信往来与对祖上功业的推崇上。张栻宗族思想体现出依傍儒家经典、缺乏系统性和未完成性的特征。这是宋儒重构宗族思想体系阶段性特征的反映,也是张栻自身思想特征与人生经历的体现。

赣鄱乡村社会文化研究的力作——施由明著《赣鄱宗族文化研究》述评

施由明先生所著《赣鄱宗族文化研究》,是一部研究江西古代乡村社会文化的力作,史料厚实,原创性,创见多,对以古代江西为视角了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

明成化刻本《程氏贻范集》探析

《程氏贻范集》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编纂的新安程氏宗族文献汇编,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明成化刻本存世。该书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的内容,在明代徽州家谱中独树一帜。书中保存了不少与新安程氏宗族历史和历代杰出人物事迹有关的稀见文献,记录了新安程氏的迁徙源流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为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和宗法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对考证宋、元、明三代史实也颇有帮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何簋与商周军事制度

何簋为西周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铭文记载了周公平殷乱后,命何治理"三族",并赐予何采邑。"三族"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采邑上的农业人口。这与商周时期兵农合一的情况一致。

几社的政治化与《经世文编》的编纂

东林党议影响下的晚明文坛,党社一体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几社以六子起家,初始以举业为标的,进而追求实现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互相声援,形成几社立社之本。《经世文编》的编纂是其政治活动以文学为基础的鲜明体现。

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说理方式初探

《颜氏家训》的说理非常注重情与理的协调,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情理服人。作者充分运用了家族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心理优势,以浅近、宽容的话语,提醒、告诫后人;以作者自身的经历、见闻为"教材"垂训后代,以丰富鲜活的当代事例教育子孙;更借助生动深刻的比喻说明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作者强烈的自责精神和忧患意识贯穿全书,这使书中的情与理归于平衡,从而避免了亲情泛滥对理性的冲击。

西安新见隋《史崇基墓志》与中古史氏脉系

隋仁寿二年《史崇基墓志》新近出土于西安,墓志所揭示的家族世系史料颇可与正史互证,如志主的父、祖皆在正史有传,且是史氏建康房的重要一支,据墓志可以研讨汉唐间史氏流徙河西并回归中原的历程,并可进而梳理中古史氏的房分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