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与炎症介质的变化及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 (ET)、肿瘤坏死因子 (TNFα)、一氧化氮 (NO)的变化情况 ,并观察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方法 :2 0例阳明腑实证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给予常规治疗 ,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大承气汤。检测入院时及治疗 5d后血浆ET ,血清TNFα、NO含量的变化 ,并以 1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TNFα、NO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 (P值均 <0 0 1) ,经治疗后 ,上述指标均降低 (P值均 <0 0 1) ,尤以复方大承气汤治疗组降低更具有显著性 (P <0 0 5 )。 结论 :中药复方大承气汤可明显降低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及各炎症介质的水平 。

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

《诗式》是皎然晚年的作品,《诗议》是皎然早期的作品。《诗议》肯定用事,基本否定齐梁诗,反对俗巧,但大历时期文风崇尚俗谑,盛行游戏为诗,士风狂放不束,盛行洪州禅,对齐梁诗的看法有了变化。因此皎然晚年《诗式》,不但不再反对俗巧,反而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对齐梁诗多持肯定态度,否定用事。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文学思想有了变化。认识这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年间的文学思想。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无专杀大夫”与“不杀士大夫”--宋太祖誓碑与孟学史的虚实之辨

宋太祖誓碑的重中之重是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并与《孟子》说的“无专杀大夫”构成虚实之辨。“实”是指二者一直缺乏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虚”是指二者可能存在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以思想考古激活文献考古,进而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宋代孟学史研究。

春秋至秦统一后“五大夫”在军功爵中的历史定位(下)

"五大夫"爵,于两汉时期,一直是吏六百石及高爵(官爵)的分界点。但春秋时期"五大夫"便已被授予,传世文献中,至少可见魏、秦、赵等三国。"五大夫"既是爵名,也是官名。当时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必须拥有"五大夫"爵,因"五大夫"是赏给对国家有极大功劳之人。商鞅变法中,得爵"五大夫"者,除了可享有《商君书》所规范的一切高爵权益,还能免除徭役,食邑最多者可高达六百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大夫"的政治权益虽多和统一前重迭,但秦时的领土,已是由偏处西陲而扩张至全国,史料及新近出土的简牍中,虽未见秦统一后,又增多了哪些权益,但至少在食邑上,恐将随其地域的扩展程度,而得到更高的受益。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除了授为其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还将陪同其出游及参与议政的大臣,从战国时期的十级门坎,下降至第九等"五大夫"。秦始皇用皇权高举了"五大夫"的尊宠形象,使"五大夫"因此而奠定了更崇高的政治地位,此举或已深植人心,故至汉初惠帝即位,便将"五大夫"规范为官爵的起点。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伤寒差后更发热及选方辨证探析

各医家对伤寒差后更发热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余热未尽、劳复、邪在少阳、重感于邪。对脉浮和脉沉实选用方剂的观点主要有:脉浮用枳实栀子豉汤,脉沉实者加大黄;脉浮用麻桂剂,脉沉实用承气剂;脉浮用柴胡桂枝汤,脉沉实用大柴胡汤。本文认为,伤寒差后更发热应为劳复使然,无明显表里症状者,用小柴胡汤和解之;如脉浮,为病后正气尚虚,重感于寒,可用柴胡桂枝汤微发汗解之;如脉沉实,为饮食失节,里有宿食,可用大柴胡汤下之。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