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系18世纪中叶南北代表性官话口语文献,同时而异域,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表明: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第二,从词汇视角考察明清南北官话之争切实可行;第三,汉语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论秦观策论对苏轼的师承

秦观凭借策论五十篇在制科考试的第一道程序中拔得头筹,并且在当时与后世都受到了许多赞誉。这不仅取决于秦观自身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还与苏轼对他的指导有关。根据苏轼和秦观各自的五十篇策论,结合苏轼的论文之语以及历代诸家对他们策论的点评,大致可以考知:在师承对象方面,苏轼与秦观二人都师法汉代的贾谊与唐代的陆贽;在论证模式方面,他们的策论都有着“翻旧为新,凭空议论”“引史为据,述其本末”“好用汉唐典故,借古鉴今”的共同特点;在议论话题方面,他们都对仁政理想、选贤任臣、朋党之争、御将用兵等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文章特色方面,二人的策论具有文学化的倾向,实用性减弱。苏轼和秦观的策论在宋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及其意义值得探究。

《儀禮》所見暫時性任務——兼評胡匡衷《儀禮釋官》

《儀禮》所見人物活動,或有其固定性、經常性職務,亦有僅具暫時性任務者。所謂暫時性任務,其身分非屬職官,其任務時間不長,當任務結束,身分隨即消失,故謂之暫時性任務。此類任務《儀禮》所見非少,本文選取十要項述之,以見其餘。藉此可知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對職官之認定、稱謂與分類,處理未甚妥切,有待商討。蓋《儀禮》禮典常見公私交錯,且兼有固定性職守與暫時性任務,倘讀者有此認知,允爲得體。

清代古诗选本对津阪孝绰《古诗大观》的影响考论

《古诗大观》是日本江户中后期汉学家津阪孝绰所著的一部古诗选本,该书用汉文对《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大量引用清代古诗选本,深受清代诗学影响。津阪孝绰秉持沈德潜《古诗源》“格调说”的诗学观念,以儒家诗教观疗愈江户诗坛的淫靡之风。他还吸收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折衷情辞”的批评标准,坚持“以情为本,择辞而归雅”的审美原则,但他对“雅”的接受在格调说的影响下呈现出泛化的特点。此外,他在借鉴张玉谷《古诗赏析》“逐段分疏”解诗方法的同时,也受日本“意解”或“意悟”之说影响,呈现出专注解意的本土化特色。

管仲卒年考

管仲的去世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史记·齐世家》记载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但这个时间与《左传》《榖梁传》等书矛盾,与有因果关系的重耳行程和黄国灭亡时间存在误差。如果依据最可靠的《左传》以及日本藏古本《史记·秦本纪》等古籍,管仲的去世时间应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即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或秦穆公十二年(前648)。

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

北周隋唐官品结构中存在一类基本品阶,称为本阶或本品。它是官员在官僚等级制度中用于迁转的基本阶级。其品阶名号原是负有实责的军官职位,逐渐虚衔化之后成为散秩,更由散秩发展为稳定且连续的品阶序列。本阶与职事官勾连,其进位授阶意义强于其他品阶。在北周隋唐不同历史阶段,本阶经历了功能混融、层级分化与文武分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修改传播现象探析

中国古代诗词中存在一种对名篇佳句进行修改的现象,这些修改既促进了原有作品的传播,也使其自身随之广为流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与其传播源多为权威人物以及符合两面之词理论有关。

唐代史馆略说

史馆之称,北齐时已经出现,但那仅是指负有修史之责的秘书省下属机构著作省.作为一个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是唐朝贞观三年(629年)才设立的.唐代史馆的撰述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国史的修撰,始于太宗贞观初年,断断续续进行过多次,至德宗时方告结束;实录的修撰,也始于贞观时期,太宗之后,遂形成传统,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要组织人力为自己或前任修撰实录,即使颓运季世亦不例外.在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唐代史馆形成了一套以监修国史为主导、史馆史官为主体和政府支持为后盾的独特的修史制度,它不但对当时史学有很大影响,对后世史学亦影响颇巨,五代十国基本上是一仍唐旧,宋、辽、金、元、明、清也不过是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

王阳明《春秋》学管窥

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钟乳鹅管石与珊瑚鹅管石的鉴别

本文从药材性状、光学显微性质及元素含量等方面,对目前市场上混用的二类“鹅管石”药材——钟乳鹅管石和珊瑚鹅管石进行了鉴别比较。表明二者不应混同入药。

试论“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寻绎。从思想性格来说 ,晁、张初入“苏门” ,正处于尚未成熟的青年后期 ,与苏轼建立的是一种纯粹的师弟关系 ;秦观的情况则与黄庭坚类似 ,拜师苏轼以思想性格的相融相契为前提 ,处于亦师亦友之间 ,比较而言 ,相契程度仍有深浅高低之别。其次从交往频度来看 ,元丰元年至八年间 ,苏、秦五次相聚 ,在不曾相聚的日子里书信、诗文往来频繁。而在此期间 ,黄庭坚、晁补之。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探中外最早的呈缴本及其制度与法律——以《实录》《时政记(纪)》《日历》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呈缴本制度"再度被以法律条款的形式确定。根据呈缴本制度与法律的特点以及历史文献推断唐朝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是我国最早的呈缴本制度雏形,或设立思想起源。而唐朝编年体史书《实录》、"宰相一人专知撰录"的《时政记(纪)》及"令史官撰写"的"新型史书体例"《日历》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呈缴本。

《如是观》为张大复所作献疑

《如是观》是否为张大复所作,一直存有异说和争议。笔者在对张大复生平事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张氏剧作的文本细读,发现《如是观》反满抗清的政治取向与张大复侍奉新朝的政治态度不合,《如是观》痛斥入侵的"胡人"和鞭挞里通外国的权奸,眷顾现实的思想内容与张大复剧作有意疏离现实,迷恋宗教灵异现象,称颂"天朝"的题旨蕴涵也并不一致,因此,《如是观》是张大复所作的结论大可怀疑,它有可能是明末人吴玉虹所作。

泉州官式大厝的词源及其读音释义辨析

官式大厝是泉州众多传统民居类型的原型,是福建“红砖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在传统民居研究中深受学界的关注。由于闽南方言与汉语普通话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得许多学者在深入研究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民居类型时困难重重。本文以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具有同源的特点为依据,对泉州官式大厝中的“厝”的读音释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把泉州官式大厝的渊源及其各个室内空间的名称、读音、释义与属性义音准确地展示出来,纠正长期以来学界与民间对官式大厝的误读与曲解。

论管仲对司马迁的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外语人才培训机构,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当下外语教育界借鉴与反思。本文以具体史料为基础,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估、教学主体四个方面剖析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特色。史实表明,京师同文馆通过广博的知识训练,多元化的课内外实践,以翻译实践为导向的语言测试,并由具备充分实践经验的洋教习主导,处处凸显教学的实践性本质,对当今外语教学的课程设置、知识建构、教师角色及语言实践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