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浩词与道教关系的若干问题

史浩是南宋新“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史浩与道士有交往,道家思想还是其“真隐”人生的思想基础。史浩词是他“真隐”人生的实录,不但重视生命而把握现世的享受,而且还要追求超越而获得未来的永恒。史浩词确实受到内丹道长生理论的影响,但其艳情词规避欲望的表达,与道教思想无关。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论史浩的退隐生活及其间的诗词创作

恪守士人进退传统,坚持自身真隐理想及享有优裕退处待遇,是史浩力求退隐四明故里的三大因素。归隐之后,他借鉴陶潜尤其是裴度的隐居范式,撷取四明地区仙隐传统,建筑四明洞天以亲近自然与神仙、和睦乡友并安居亲人,塑造了独具特色的退隐生活。作为反映,其间所作诗词便多以自然之亲、仙隐之思、乡友之睦与天伦之乐为主题。

试从苏轼词解读其独特的生活哲学

苏轼的词作是其人生浮沉的真实描绘和价值态度的艺术展现,真实地反映着其思想历程及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轼是在出世与入世、得意与失意的磨难中度过一生的,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独特的生活哲学。儒释道三种流派的思想在其生活中均有所展现,且这些思想在其不同人生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儒家的忧国忧民、佛老的人生如梦常常伴随着其境遇的改变在其笔端隐现,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人间清欢、手足之情的流露则是其自然属性的真情释放。

论元好问之散曲

元好问以词入曲,为散曲之先导者。其曲风格与词近,豪放婉约兼具,惜存作品仅得十首及四首残曲。而存世之曲,都是清新婉约之作。内容以叹世归隐为主,并且词味十足,不脱词的本色。

一则有关苏轼词学观的词话辨析

黄昇《花庵词选》苏轼《永遇乐》题下注是一则反映苏轼词学观的词话,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词话中针对柳永的词风俚俗、赋的写法加以批评,主张雅正,主张诗的写法,实际反映了当时词学界提倡词的诗化韵味的艺术准则,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的发展与变化。

论梅溪词的“李长吉之韵”

史达祖的《梅溪词》被姜夔称为"有李长吉之韵"。这一说法被历代词人广泛引述并表示肯定。"有李长吉之韵"是梅溪词在意味和风格上学习李贺的结果,并表现在"意在言外"和"警迈"两个方面。这种现象可以从梅溪词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找到形成原因。

苏词编年百年回顾与反思

苏词为词家重镇,近百年来为之编年者代不乏人,著述颇丰,先后诞生了六部专著,二十余篇论文。然现有成果并不理想,只有一半的苏词编年取得共识,另有一半的编年还有待继续研究。过去的研究中存在迷信前人、罔顾今人,重内证、轻旁证等问题,今后应当综参所有著述,不迷信已有结论,也不回避现有成果,内证与旁证兼重,继续为苏词编年努力。

从顺应论看苏轼词意象的翻译

为拓展意象翻译研究,用比利时语用学家Versch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作为理论框架,结合陈植愕意象分类的方法,通过对几首苏轼词意象的不同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翻译自然意象、与社会生活和活动相关的意象及人类想象意象时,应分别采取在顺应原诗人心理状态基础上保留原意象,顺应译者的心理动机基础上添加注解保留原意象,在顺应目标读者认知的基础上替换原意象的翻译方法。

苏轼词英译中词汇特点的传达

苏轼的词风格多样,在英译过程中再现原作的语言特点,是传达原作风格的根本。本文从苏轼词的词汇层面出发,分析了苏轼词中词汇层面的语言特色,包括语域和修辞手段两个方面,通过比较不同译本的优劣论证了要准确传达原文的词汇特点就是要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传达出原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论史浩宴饮词的创作环境及其风格特色

南宋宰相史浩的词大多作于显贵以后,以宴饮词居多。这些词的创作场合多集中在山水庭园之中,无论是在西湖观潮还是在四明宴游,史浩词乐于歌咏自然环境,善于营造富贵宏丽的词风。同时受到时代环境影响,其宴饮词还展现出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中兴时期恢复之志对词的影响。

熙宁政局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熙宁年间的政局变动影响了苏轼词的创作。熙宁四年,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政治上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积极用世的心理,但杭州的优美的风光和任上轻松的心态令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熙宁七年的政局动荡则使得苏词中出现了政治内容,标志着苏词创作心态的向外扩展,为日后苏词的成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