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报之心甚于生命”——史量才职业认同探析

引入职业认同视角,考察了史量才对办报这一职业的内心体认,呈现了其职业心灵世界的真实图景。认为无论从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态度、职业忠诚度,还是自我职业身份认知乃至认同方面看,史量才对新闻职业的认同已完全超越了民国之前的早期报人。这种职业认同方面的进步,既有史量才个人职业认知及其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救国理想之原因,同时也与民国初期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和新闻事业的整体繁荣有关。

略论民国时期启蒙与救亡背景下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申报流通图书馆是史量才先生在民国时期启蒙与救亡背景下创办的,旨在开启民智,救国兴邦,开创了报业与图书馆业相结合的先河。本文分析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创办宗旨,研究了读者指导部的服务创新特色以及申报流通图书馆对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

对《申报》中图书馆报道的叙事研究(1925-1937)

本文以1925-1937年《申报》刊载的有关图书馆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对其每年报道的数量和主题进行统计分析,然后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为中心,分析《申报》的图书馆叙事动机。在此基础上,从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两个维度研究《申报》中关于图书馆的叙事内容,从不同于图书馆从业者的记者视角,考察这一时期上海图书馆界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

论史量才的新闻史观

史量才经营《申报》的22年间,以"史家办报"的新闻观,坚持独立的"报格","以史自役",客观记录历史,敢于评价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信史,使《申报》的事业达到了颠峰。史量才的报业实践全面诠释了其"史家办报"的新闻史观。

报人史量才的儒商情怀:多重角色与核心身份

作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历史人物,史量才一生扮演了多个重要社会角色,其中尤以报人和商人最为显著。然而,在其众多社会角色的背后是传统士子的身份在发生作用,该身份的形成发源于史量才早期所受的学堂教育,同时与他人际交往活动密切相关。史量才传统士子的身份深刻影响了他的社会行为,驱使他卷入政治活动中。历史事实证明,史量才以其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传统士子的精神理想,体现了一介儒商舍身报国的情怀,显示了中国转型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强烈的使命意识。

《申报》媒介形象的自我宣传初探

今天的媒介经营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媒介的品牌形象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申报》是我国历史上商业报刊品牌的典范,其在品牌形象的建立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地方。《申报》为了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而进行了成功的自我宣传,《申报》的自我宣传手法对于今天媒体的发展也颇具借鉴意义。

从申报流通图书馆到量才流通图书馆——史量才创办图书馆之路的考察

史量才是爱国的进步报人,受平民教育思潮启发,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剧之时,改变办报方针,积极从事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在图书馆的筹备和发展过程中,不断予以指导,舆论上进行广泛宣传,申报流通图书馆很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长足发展。图书馆积极开展读书指导,抓住社会大众文化需求,广受读者欢迎。

报人办报——史量才的报人主体意识

有关史量才的办报身份,有文人办报、企业家办报等说法。这些说法多从报纸的实用功能角度去理解报人,赋予报纸及报人过多的社会价值。本文着重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史的办报动机以及《申报》的经营活动(拒领津贴、新闻本位、公正报道、大众定位),提出如下结论:史量才开创了中国近代"报人办报"的先河,并自发地体现出报人的主体意识。

史量才教育活动述评

作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史量才充分认识到新式教育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他以教学、办学活动起家,在人生巅峰的几年中,他仍矢志于教育事业,其一生的教育活动,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需要。本文着眼于对史量才教育活动的梳理,以期弥补对其研究的不足。

张謇与《申报》关系论析

张謇不仅重视通过报刊了解社会舆情,而且深知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预备立宪公报》等一系列报刊,还借助与席子佩等人的关系介入《申报》。通过考察张謇日记,梳理张謇与《申报》之间的关系始末,可以了解张謇参股和退资《申报》的原因,并由此找寻一代爱国实业家与报界千丝万缕的联系。

《申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

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张大报,《申报》同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斗争历程。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这既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政策策略与实际斗争有关,与外国势力(特别是日方势力)有关,更与该报实际掌控团队的政治立场有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申报》在史量才任总经理时段的表现最为出彩,言论最引人瞩目,其背后民主人士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等人的表现、作用相当明显。

《黄炎培日记》所载史量才之死

史量才与黄炎培交谊深厚,互为挚友。《黄炎培日记》中没有关于史量才死因及案凶的任何记载,虽不合情理,却正可以反证后来公认的蒋介石乃"史案"元凶的说法。黄炎培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有意避开不记,以免日记被当局搜查而引火烧身。1931年11月,史量才、蒋介石南京会谈所讲为"你我合作",而非坊间流传的史以"百万读者"对抗蒋的"百万兵"。史量才在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民间组织的影响日大,已成为国民党政府难以驾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才是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原因。

诠释与传说:作为学术话语的史量才“三格”论

史量才的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不仅作为史量才报刊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参与建构了史量才的正面形象。由于史量才本人并未留下这一名言的直接文本,因此它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话语而存在并流传至今。在学术话语的再生产中,诠释与传说似乎一直交织在一起。通过对相关近代文献的初步考察,我们相信史量才的确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其思想内涵并不简单。我们认为,若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言,而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新闻观念的较长时段演变框架之中,不仅较易于解读,也更能彰显它的思想史意义。

从时间节点看吉鸿昌被害的深层原因

对吉鸿昌被害的原因,不能孤立地就本身事件看,必须联系当时国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当事人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与吉案同时发生的史量才案、蒋介石的重大对日政策宣示及暗藏信息等。同时,对围绕吉案的若干说法,要深入历史的"脉动",把握细节,以史实来辨伪,还吉鸿昌为抗日而牺牲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