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史弥远当权时期,虽将主和作为对金政策基调,但面对金朝日益严峻的威胁,于嘉定年间在沿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筑边城运动,不少理学中人也投身其中。由于流传下来的史料多为理学中人撰写,在记载此事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向性,易于让人误会这一运动乃理学中人推动下的产物,且以理学中人为主体。筑城运动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表明史弥远的对金政策并非单纯“因循苟且”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弥远与理学中人在诸多分歧背后也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双方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斗争。

正史无载的南宋枢密院左丞郎惠考——基于留世石像生和家谱等多重角度

舟山明清各代方志均载有“郎枢密墓”,且有多件石像生留存,但对墓主的身份及其家世,当地文史研究者多方探索而未得,以致各种猜测流行。舟山历经多次“海禁”,文化断层明显,考证该墓主可使舟山的宋代文化拼图更加完善,也有益于宋元职官等的研究。在梳理“郎惠墓”遗留的石像生等基本情况后,基本排除了元明时代可能人物,通过考察石像生身上的宋时衣冠特点,再从留世的郎氏家谱入手,确定墓主为南宋嘉定时期的枢密左丞郎惠。分析宋末的时局和政局,推断其家族曾至舟山躲避战乱灾荒,并依附当时的权相史弥远。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涉及《梅花》诗案中的两句诗

南宋文学家刘子翚《汴京纪事》之七“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对北宋误国六贼中的蔡京、王黼作了尖锐的讽刺，后在仕人中则有将“夜月池台王傅宅，在风杨柳太师桥”改为“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的拟似之作，并广为流传，本文对其改作作者作了探讨。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衣冠服饰考

《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顾闳中的代表作品,余辉等理论家对《韩》卷的考证有失偏颇。单就衣冠服饰来看,图中所绘人物衣着服饰均有异于唐宋,可谓改唐之旧制,开宋之端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研究五代绘画、服饰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重要标尺之一。

史弥远当政时期南宋对金政策之演变——从嘉定和议到联蒙灭金

真德秀等士大夫对"嘉定和议"自始至终心存不满,金朝在蒙古打击下迁都汴京,为南宋提供了变更和议的契机。围绕岁币问题,朝廷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嘉定十年,宋金战争爆发,史弥远意欲求和,引发了大规模三学生运动,迫使其彻底放弃和金政策。嘉定十二年以后,南宋联合外部势力反击金朝。绍定改元,史弥远在对外政策上由进取转为收缩。绍定四年以后,金朝进一步衰弱,忠义军也投向蒙古,外部局势完全向有利于蒙古一方倾斜,无奈之下,南宋只得走上了联蒙灭金之路。

舟山擂鼓山石像的艺术特征及墓主身份考论

浙江舟山城北擂鼓山麓原有一批石像,上世纪七十年代遭到破坏,现仅存五件人物残像与两只石虎。通过与宁波东钱湖一带南宋石像艺术特征的比较分析,认定它们是同一石匠集团之作品,此石匠集团长期服务于南宋宁波史氏家族。因余天锡是目前史料中可考的、舟山唯一与史弥远家族保持密切关系、官至正二品参知政事、后归葬家乡的人物,所以是能够享用此规模石像的不二人选。但在直接证据未出现之前,墓主为余天锡之说也仅是众多假设的一种。

既用且防:史弥远与衡山赵氏家族关系考论

衡山赵氏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同权相史弥远的密切关系。官方史书中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刻意淡化了史弥远在赵氏家族兴起中的作用。赵方执掌荆湖长达七年,成为史弥远掌控地方的重要工具。不过,赵方在京湖的长期经营也引起了史弥远的警惕。赵方死后,史弥远不失时机地将其子赵范、赵葵以及其他许多部属调离京湖,消除了赵氏家族在荆湖的根基。史弥远对赵氏一族的驾驭体现出既用且防的鲜明特点。此外,从对赵方的任用中可以看到,史弥远在用人上既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亦有选贤任能的一面,这当构成了其得以长期专权的重要原因。

宋理宗继位问题再探——以赵竑与史弥远之矛盾为中心

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去世,史弥远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他刻意仿效高宗从旁支宗室中遴选继嗣,希望将理宗立为皇子,未能成功,导致与赵竑矛盾的尖锐化。为保全政治前途,史弥远再次拥立理宗,利用宁宗遗诏成功将理宗扶上皇位。宁宗虽将赵竑视作唯一继承人,但他未能意识到将赵竑立为太子的必要性,为史弥远的废立留下了空间。

迟来的配享:宋宁宗庙配享功臣与晚宋政治

南宋中兴以来,功臣配享的特点是既祔即配。但是,宋宁宗祔庙后,配享功臣便搁置不议,达十年之久。就当时情形来看,赵汝愚有策立宋宁宗之功,史弥远有策立宋理宗之功。对理宗与史弥远而言,史弥远成为配享功臣,既关乎理宗继位的合法性,又可掩盖史弥远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失德行为。因此,二人有意搁置这一配享大事,以待史弥远逝后议定。对于这一安排,道学士大夫早有不满。在理宗亲政后,因济王案而与史弥远决裂的这批士大夫重返朝堂,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向理宗施加政治压力,最终促使赵汝愚配享太庙。宁宗庙配享功臣的长期搁置并最终议定赵汝愚,显示出道学对理宗朝政治的深入影响。

“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

"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在前一阶段,"韩侂胄事迹"被放置在国史日历所,是韩侂胄政治地位的体现,并备修史之用。在后一阶段,史弥远及其支持者依托国史日历所"改正韩侂胄事迹"。因掌权者仍是史弥远一派的势力,经过此次"改正"的"韩侂胄事迹"被实录、国史所因袭。以"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的互动关系,并成为我们观察晚宋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