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莆籍诗人黄祖汉的诗词创作考论

考述莆籍渡台诗人黄祖汉的生平略历,指出他是民国时期“壶社”和“说诗社”两个诗社的中坚社员,其作品得到陈衍的推崇;重点考述黄氏所著三部旧体诗词集的主要内容;分析归纳黄祖汉诗词的艺术特色;认为黄祖汉在上世纪百年闽诗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齐文化对苏轼宦密作品的影响

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宦密州。密州浓郁深厚、灿烂多姿的齐文化,对苏轼宦密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创革新使苏轼词风发生巨大转变,婉约词深情凝重、豪放词“新天下耳目”;齐文化的崇武尚功催生了苏轼猎诗、猎词的创作,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横空出世;齐文化的多元融合促进了苏轼宦密时期的哲学思考,旷达自适的超然思想在密州大地上成熟,有名篇《超然台记》。由此可见,密州是苏轼宦游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理单元,齐文化是标识苏轼文学建构进程的阶段性文化。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江西省道地药材“赣十味”“赣食十味”开发利用的SWOT分析与对策探讨

目的:阐述江西省道地药材“赣十味”“赣食十味”的提出背景,分析其开发利用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方法:利用SWOT分析法,从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四个方面分析“赣十味”“赣食十味”的开发利用现状。结果:分析可得目前“赣十味”“赣食十味”20个品种在产区、品种、技术、产学研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投资成本、生长条件、采收加工、生产技术标准、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存在劣势;面临着缺乏优质土地种植、恶劣气候、采收期短促、缺乏机械设备、产销难以预测、外省的竞争等威胁;迎接着政策、新市场、新产品、产业链延伸等机遇。结论:制定以发挥优势、克服弱势、化解威胁、利用机遇为指导的对策,将更好地促进“赣十味”“赣食十味”的开发利用。

陈田《明诗纪事》中的贵州书写

明代贵州地区的诗人与诗歌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明诗总集和选集中选及贵州诗人与诗歌的少之又少。鉴于此,陈田《明诗纪事》侧重于展现贵州诗人与诗歌,极具史学和诗学价值。《明诗纪事》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把明代贵州诗学成就及其风貌置于明朝诗史中进行审视批评,一改此前贵州诗坛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况而客观公正地与主流诗人进行比较;其二,纪贵州开明教化、持节建功等学界少纪之事。关注黔事之“最”与“始”,有意填补史缺。

石氏中医骨伤康复外治法治疗腰痛病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石氏中医骨伤康复外治法治疗腰痛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60例腰痛病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手法组、功法组和联合组。手法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手法治疗;功法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功法治疗;联合组给予红外线基础治疗+石氏伤科手法+石氏伤科功法治疗。对3组患者的VAS、JOA、ODI及SF-36评分、腰椎活动度、中医证候积分以及临床疗效进行对比。结果治疗4周后和随访8周,联合组患者VAS和ODI评分明显低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JOA评分明显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生理职能、生理机能、情感职能和社会功能得分明显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治疗4周后,联合组患者前屈、后伸、左侧屈、右侧屈、左旋转和右旋转活动度明显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中医证候各项积分及总分明显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治疗4周后和随访8周,联合组患者基于JOA评分的总有效率和愈显略高于手法组和功法组(P<0.05)。结论石氏伤科手法和功法联合治疗腰痛病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缓解疼痛,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和中医证候,提高腰部运动功能。

《史诠》启秘

佚作《史诠》是晚明学者程一枝撰写的一部不随众流的《史记》研究之作。刘子威《史诠序》认为程一枝精于《史记》,他撰作《史诠》的目的,一是担忧一些学者“未极其致”,二是纠正当时的不良学风。吴子玉《史诠序》倡导“以流通源”的文献阐释路径,阐释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与不确性,肯定了《史诠》的学术价值,揭示了程一枝的史学“会通”思想。从《史记疏证》援引的《史诠》佚文可以看到《史诠》的内容很丰富,它解释词语、揭示文意、分析句读、阐发体例,于《史记》训诂很有价值;它校订文本、补苴史料、甄别史料、考订史实,是一部考辨《史记》的力作。

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浙派三诗僧考略

浓厚的在野倾向是清代中期浙派诗人群的重要属性。大量方外人士对浙派诗人群体诗文化活动的深度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属性形成的重要因素。释明中、释篆玉及释上绪三位诗僧可以说是浙派方外诗侣中最值得关注的外围成员。通过考索相关材料,可以认定,他们对于浙派诗人群体的意义尚不止于和此派成员寻常的唱和交游,他们诗文化活动更大的价值在于,他们对于浙派诗群南屏诗社的形成和活跃起到了支撑作用。因此,对于他们诗史价值的厘定,构成整个浙派诗人群体研究的重要一环。

论先秦汉语“(唯)N是V”句之为简式系词句——用系词“是”新释“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古语及看圆解力

关于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的NV具有宾动关系的“(唯)N是V”式句子(如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异于NV具有主谓关系的个别句子),对“是”字的三种现存解释皆说不通。《逸周书·度训》及孟子都把此式理解为“(唯)N是甲(之)所V”(尾辞是“所V”乃“所V者”的简言,是名词性结构的缩写,是语法名词),乃直接证据(有4个用句且孟子的解释具有范式地位又影响大,胜过一批普通语例),其“是”字乃系词。系词论使这类语句精简高雅。孟子、荀子把此式的“是”换作“为”且此“为”系词,乃间接证据。关系:唯命是听(或从)、唯命所听、唯命之从,统一于“唯命是甲(之)所听”,听指听从;极简式乃“唯命”:皆系词句,有的隐了是字;式异则语力异乃至重点亦异,不可替换。“唯”式的简明语义分只有(只VN)、只要(切切VN),唯命是听因语境异义。而且,系词论所遇一批看似反例者都可圆通破解。王力们的旧释据近似语形而粗训而误解。走出重重迷雾会大规模扩展系词是在先秦的存在数量,证明它是常用系词,这就否定了1898年《马氏文通》以来、以王力教科书为代表的怪诞观点(西洋语法学误解了高度精简的古文);先秦汉语(口语和文言文)的基础思维层次并非低于广用系词“是”的阶段,而是在超越之。“S”似为原始汉欧语(即大亚欧语系之共祖)的系词。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畲药十二时辰醇提物外用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的抗炎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畲药“十二时辰”醇提物外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方法: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高、低剂量十二时辰治疗组和阳性对照组。采用大鼠右后足趾皮内注射完全弗氏佐剂制作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致炎后采用十二时辰醇提液浸泡涂抹方式给药,模型组及阳性对照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或扶他林涂抹,持续给药28 d。于给药前和给药后每7 d测定足趾容积,给药结束,HE染色检测各组大鼠的组织病理学改变,Elisa方法测定血清IL-1β及RF含量。结果:模型组大鼠在各时间点的足趾肿胀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血清IL-1β及RF含量显著升高(P<0.01),足趾关节病理破坏明显;高剂量十二时辰醇提液外用可显著降低大鼠的足趾肿胀度(P<0.05),降低血清IL-1β及RF含量(P<0.01),改善关节病理损伤。结论:畲药十二时辰醇提液外用可降低佐剂性关节炎大鼠足肿胀,改善病理损伤,降低血清炎症因子IL-1β及RF含量。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山海经》中的“■石”“邽石”“封石”及早期螺钿

《山海经·中山经》中所谓的“■石”“邽石”“封石”实为一物,即《说文》玉部中的“玤”石。信阳楚简中的“■石”,亦即今天所谓的白石英。“■石”“玤石”“蚌石”的命名确与“蛤蚌”之名有关,信阳、左冢、九连墩等楚墓出土漆木器上镶嵌石英石的技艺,均源自于商周以来的“螺钿”技艺,所嵌白色石英石(■石/邦石/封石)其实是早期“蚌泡”的替代品。“螺钿”的装饰技艺在中国出现很早,但记录这种技艺的专有动词却一直未被发现,其实信阳楚简等资料中的“■”“铚”为填塞、嵌陷之义,是战国时人对后世“螺钿”之{钿}的早期描述。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