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氏遗书》对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启发

《褚氏遗书》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石刻医籍,作者为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治家、医家褚澄。该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其中诸多创见,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足见其在知识传播及培养后学方面的价值。对《褚氏遗书》涉及的对医学教育及医学生成长具有启发作用的元素进行梳理,认为该书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诸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求业宜精,勤于思考,不墨守成规;重视实践,虚心求教等。这些观点对当代医学人才的成长均具有借鉴价值。

以术为介:《韩非子》“养生-治国”思想探析

“养生-治国”思想是道家极富特色的政治理论,伴随着战国黄老思想的兴盛,对法家思想形成了深刻影响。学界对《韩非子》虽然在“养生”和“治国”思想上多有研究,且成果卓著,但对“养生”与“治国”思想的分途研究使得韩非思想的结构没有被整体凸显出来,进而造成在法、术、势相互关系上的争议。基于此,立足于韩非“养生-治国”的整体构架,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可知韩非子秉持“以术为介”的治国方略,君主作为“养生”与“治国”的中介,实现“无为而治”要“借术以行法”。

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

读睡虎地书信木牍札记三则

本文是有关睡虎地书信木牍字词释读的三则短札。第一则认为“寄气(乞)就书”应理解为“寄给就的书信”,“寄乞”与“寄遗”“乞匃”相类。第二则指出“自以布此”是“自以布为襌裙、襦于此”的省略。第三则指出“直佐”与“直符”“直候”“直更”结构相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晏子春秋》“直使”、《战国策》“直送”的语义。

吴梦窗赠施枢词编年补证

文章对前贤的考证成果进行了辨析,进一步推定梦窗赠施枢三首词的写作时地。三词皆写于苏州仓幕期间:《木兰花慢.施芸隐随绣节过浙东》写于端平三年(1236),但施氏未入浙东提刑司曹豳幕中。《扫花游.赠芸隐》写于嘉熙元年(1237),或为行役杭州时。《八声甘州.姑苏台》写于淳祐三年(1243),是借古迹抒写今志的词作。

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论李贽对苏轼“诚同”人格的接受

李贽作为晚明苏轼接受的代表人物,不仅对苏轼的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颇有独到见解,更深入苏轼的人格层面加以品评和取法。苏轼与李贽的人格以“诚同”为共性,是无外在先验条件决定,不受任何功利因素影响的情感互通。人格存在境界上,苏轼达到了情理圆融之境,李贽则在情理冲突中无法解脱;但在求真厌伪的原则上,二人没有高下之分。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史锁芳运用中药重剂治疗肺系疾病验案举隅

中药大剂量使用具有势猛、力锐、功专的特点。史锁芳教授认为,对于病情复杂的肺系顽疾,运用重剂可获良效。史教授临证应用重剂遵循顾护胃气、避免药材浪费、辨证准确的原则,疗效佳而不良反应少。列举相关验案三则(大剂量芦根治疗支气管扩张咳痰,大剂量熟地黄、山药、黄芪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虚喘,大剂量麦冬治疗肺癌顽咳),供临床参考。

《齐民要术》中的胡食及其制作方法研究

《齐民要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饮食及其制作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胡食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胡食,主要包括乳酪制品、饼食制品和菜肴制品等。《齐民要术》的这些内容,既反映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情况,又从一侧面展现了这一时期民族交流、融合的广度与深度。

先秦法家功利思想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进

传统中国以术驭法而非以法抑术的政治实践,凸显了法家思想法与术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为何术能够替代法成为法家思想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何法的治理主张和精神未获承继,而势最终变成了君主专制之势而并非法治之势?实际上,先秦法家思想存在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两种不同取向,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厘清这两种取向及其结构性矛盾发展的脉络,进而解构其法、术、势的阐述,不失为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强调道的客观确定性,认为应以规范促进共同利益,主张公共利益优先,强调君臣共治、法治为主,因此,势即法之势。而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则利用道的主观玄虚性,基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逻辑,主张君主利益优先,强调君主独裁和术治为主。这时,势就成为君主之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的功利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基本逻辑上体现着两种取向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竭力融合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化解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成了其思想在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在君主至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中,韩非以道的主观玄虚性吸纳其客观确定性,实际上使得君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从而使得君主利益处于优先地位。这就为法家侧重君主利益的论证与儒家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说融通苟合,进而为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统。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石鼎联句》是否古茶书之探讨

醉茶消客所辑关于茶的诗文,没有序跋,首页已失,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南京图书馆早先将其标作“《茶书》抄本”,《茶书总目提要》按照清代《茶书》加以收录,其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改定为“《茶书七种》七卷,明抄本”。《茶书七种》七卷现存二份抄本,旧抄本藏在南京图书馆,转抄本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藏本在《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题作“《石鼎联句》抄本”,副题为“历代咏茶诗汇编”。这些书名不同的抄本,实质上是同一部茶书。